法律職業專題

經歷了近30年左右的擴張,中國法學教育陷入了供給量過大,但又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的“結構性平衡”。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中國法學教育現狀及未來走向,對于中國法治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3篇文章

超越法律職業主義——中國法學教育的反思和展望

陳欣

[摘要] 本文從整體和內部的視角考察中國法律職業教育的三個互相關聯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知識教育”、“法律技能教育”和“職業倫理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反思法律職業主義在中國的意義和限度。本文認為,當下中國法律職業教育理論和實踐呈現出強烈的技術主義傾向,忽視了轉型中國社會對職業法律人的本土化和多元化需求,也不能滿足轉型中國社會對多元化法律人才的需求,因而也很難回避外界對法律職業的不滿。面向轉型中國的中國法學教育,應當超越法律職業主義,堅持“中國本位”、“政治意識”和“通識教育”,以培養“法律人政治家”為更高目標。

非道德性:現代法律職業倫理的困境

李學堯

你將永遠不能夠通過教授使壞人成為有好品德的人。???????? ?——柏拉圖   顯然,道德產生于一種他者的威脅,或者說,源于對他者的責任。現代社會紛繁復雜,道德場景的轉化是如此頻繁,相互之間的轉化是如此迅速,以及違背為他人承擔責任的后果是如此嚴重,人們不得不更加依賴于一種能夠外在化的行為指南。   ——鮑曼(ZygmuntBauman)   一、問題與思路   (一)問題意識 步入21世紀之后,法律人的職業倫理問題,與對司法改革的質疑聲交織在一起,成為中國社會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話題。繼2004年伴隨一系列“律師參與腐敗案”、“劉涌案”等事件引發的“律師整頓”運動之后,2008年、2009年又因一系列涉及從業面廣泛、級別高的“法律人腐敗窩案”,如“黃松有案”、“郭京毅案”等,以及一些具有爭議性的案件,比如“李莊案”、“彭宇案”、“許霆案”等案件而間接直接地觸發了執政黨、政府以及民眾對于司法改革方向、法學教育等方面的討論和反思。對此,法學界內部總是習慣于從政治體制安排,特別是憲政安排、權力制約等常識性途徑,批判性地討論和思考這些現象。這樣的思路對于中國特有問題的解決是很不足的。 (二)理論前提:日常道德與職業倫理的分離 引發爭議的中國法律人職業道德問題,它帶有強烈的雙線性,一是屬于純粹的生活道德問題,比如黃松有、郭京毅等人的貪污、受賄、生活作風腐化;另一是與大眾生活道德判斷或者感覺相沖突,或者即使遵循大眾的生活道德,也會出現多重的兩難性答案、其中夾雜著工作技巧的倫理問題,比如“劉涌案”中對于需不需要為壞人辯護、“彭宇案”中法官創造一種證據判斷標準需不需要考慮社會道德觀的反應、“房山法官脫下法袍案”中法官是否可以像常人一樣以道德理由斥責當事人,等等。對于這兩種現象的有效分類和分離,是我們在理論上正確把握中國當下法律職業倫理狀況,以及把脈當下…

明克勝:中國法學教育的潮起潮落

陳柏峰-編輯推薦

概論 法學教育正處于危機之中。面對就業前景非常有限,勞動力市場里充斥著過剩的法學院畢業生。培訓他們的機構成為備受尖銳批評的焦點。大學被控訴依舊癡迷于數字化指標,而這些指標與實際的教育價值無多大關聯;產生的學術著作僅具有邊際效用;而且在為畢業生的實際工作做準備方面并不成功。 對于一個美國觀察者來說,這種情況似曾相識。網民、主流媒體以及學術刊物早已經把美國法學教育存在的問題推至公共意識關注的前沿。[1] 很難理解的是類似現象正在太平洋的彼岸發生。簡單來說,中國的法學教育泡沫在破滅。   本文載于《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3卷第1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譯者為李曉雪、汪婧 鑒于如上所述的轉變,中國的法學教育似乎有著光明的未來。在20世紀90年代末,對學生而言,法律是最吃香的專業之一。往往最好的學生會作出如是選擇,因為法律專業提供高工資的職業前景。[2]對學者而言,中國法學院的快速擴張增加了教育崗位的數量。1997年中央領導人決定將“依法治國”作為黨政綱領核心條款,預示著法學界在繪制國家未來圖景作用。[3]從政治上來說,不少中外學者希望法學院可以成為思想與人才培訓基地,引導中國進行更深的體制改革。 然而,近年的發展趨勢令這些設想變成質疑。 在過去十五年,中國的法學教育發展迅猛。盡管法學院、教師及學生的數量增長了6倍,但就業狀況并沒有跟上相應的步伐。目前法學院畢業生的就業率在高等教育中排在最低位。因此,學生被告誡不要選法律專業;也出現了讓學校縮減法學教育規模的建議。[4] 用來擴展中國的法學教育的自上而下考核制度也產生了極其消極的副作用。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有關部門以成功達到統一的數字化標準為目的,鼓勵學校之間和教授之間的競爭,例如,學校設施的規模以及發表文章的數量。這導致從全國綜合性的研究大學到地方的師范類院校都追求單調統一的發展軌跡,而不顧學生的實際需求。這種做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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