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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峰:鄉村江湖、基層政權與“掃黑除惡”

[摘要] 在中國目前的行政體制下,政府之間的責權利不對稱分配,混混有自己生存的制度空間。混混在"制度創新”的口號下,以各種方式介入基層治理。這種基層政權背后的結構性需求,不是從形式上強調法治就能解決的。同樣,如果從鄉村江湖的結構去看,“掃黑除惡”要徹底達到目標,就需要認真研究混混產生和存在的機理。

 

一、鄉村“混混”及其江湖的組織結構

“掃黑除惡”是近期的熱點話題之一,我寫過一本書,書名是《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1]這本書是我2008年的博士論文,到今年正好十年。在這本書中,我主要研究了兩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農村的“混混”群體。現在,我對混混與基層政權的關系有了進一步的判斷。

鄉村混混到底是什么?我采取的是普通人的看法,指那些在普通人看來不務正業,以暴力或欺騙手段牟取利益,對人們構成心理強制,危害農民人身和財產安全,擾亂鄉村生活正常秩序的人群。鄉村混混組成的圈子被我稱為“鄉村江湖”。[2]在熟悉的環境中,老百姓會有他的看法,他可能會認為你這個人就是個混混,也說不上來為什么就形成了這樣的看法,可能覺得你做事情不是一個比較正統的渠道里的事。他們一般認為混混,多少依靠暴力,或是以暴力為后盾,或是以暴力為威懾。

社會上很多事情不是依靠合法的程序就能做得好的,因此混混有其存在的空間。即便在武漢、上海、杭州這些大城市也是如此。比如我們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邊上以前是農村,后來發展成開發區,我們那里第一家比較好的酒店就是當時當地派出所的所長家開的,別人開不了。因為開酒店要和很多人打交道,和很多方面打交道,比如要和消防、稅務、食品安全等政府部門搞好關系,因為他們有“合法加害能力”[3]。如果消防機關的工作人員每天到你這來檢查,你就沒辦法正常經營,不用說你完全不符合要求。況且,我們中國的很多建筑本身是不符合消防要求的,因此消防部門要整你是分分鐘的事情。即便你完全符合要求,他每天來檢查都是合法的,那你生意都沒法做。除此之外,面對社會上一些三教九流的人,你也得有辦法對付他們,如果對付不了他們問題會有很多。你開個酒店,如果有人來吃飯,不付錢怎么辦?不付錢的人就是當地的痞子,這種情況在過去很常見,現在少一些但也還有。我有一些小學同學,就在縣城的KTV當保安,KTV為什么需要保安呢?就是因為三教九流的人喝了酒以后在那里爭勇斗狠,那就必須要有人依靠暴力能力來維持秩序。所以在這種環境下,做任何一件事情,即便是合法的事情,背后很可能都需要這種灰色性的力量給你提供保障。在我們學校周邊也有混混,哪怕是你看起來很不起眼的事情,背后都可能有人控制。如果大家關注的話,校園旁邊的小攤販都有它的秩序,你只能擺在這個地方,不能擺在那個地方。它有它時間和空間的分配秩序。這種情況到處都是,只是我們平常不太注意。

“混混”,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幾乎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混混。混混群體與刑法上的“黑惡勢力”或“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有一定的關聯,但不完全一樣。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與混混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呢?

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構成要件比較嚴格。2017年山東聊城“辱母殺人案”的“案后案”中,有一些人就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但是該案在定案過程中還是有一些疑問和難點的。例如,犯罪嫌疑人對混混“小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是否構成“黑社會性質的組織”?辦案人員在法庭上能很明顯地感受到犯罪嫌疑人對“小弟”的控制力。當其中一些證人或嫌疑人單獨出來供述時,他的供述與在派出所、公安局和檢察院的供述一樣;但當“大哥”一出現,他立刻翻供。每次都是如此,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大哥”對“小弟”的控制力。如何對這種控制力進行定性,在辦案過程中很難處理。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越軌行為是一個很長的譜系,它類似于“精神病”的譜系。日常生活中人們所說的“精神病”,既包括精神類的疾病,比如導致人們喪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也包括一些導致行為偏差的心理疾病。人們并不在嚴格的醫學上使用“精神病”這一詞匯,它是一個很長的譜系,輕微的不正常和嚴重的不正常都包括在內。與此類似,犯罪或者社會越軌行為,也是一個很長的譜系。某個案件在定罪時,我們說它是黑社會性質的組織,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實際是看不到“組織”的,它并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香港電影里那種有著嚴密組織的黑社會。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犯案,可能被認定為黑社會組織的成員,而且可能是其中的主導者;但他如果不被抓獲,在臺面上可能就是一個企業家甚至人大代表。

至少在兩湖平原,混混不是一個組織性很嚴密的群體。混混有一個圈子,他們圈子的日常聯系和學者教授們之間的圈子其實是類似的,有緊密的,有松散的,各自有圈子,也會有重疊。每個混混以自己為中心都有一個圈子,而大多數情況下并沒有一個固定的組織。混混之間關系的維持,和普通人一樣,通過人情來維持。在學校里,年輕老師舉辦婚禮會請熟悉的人吃飯,參加的人會隨禮送錢,包括生病和小孩出生等都會隨禮。混混也是這樣保持聯系的,和我們常態的社會沒有什么差別,甚至他們從事的很多行業也是合法的。

雖然混混圈子不嚴密,但是里面也有分層,從上千萬的商品房開發到村莊里承包一個幾萬塊錢的土方工程,都需要不同層級的混混協作。處于江湖分層頂端的人,可以組織聚合的人更多,利益越大聚合力越大;底層混混只能跟著做事。但是底層的混混并不固定地依附于某一個人。今天可以跟著你做,明天也可以跟著他做,并不是誰永遠是誰的小弟。如果在這個項目上合作得愉快,之后有其他項目還會喊你來;如果感覺合作不是很愉快,那么關系就疏遠了,之后就不在一起做事了,并不像電視里的黑社會組織搞個儀式歃血為盟。

江湖分層和年齡有一定的聯系,最頂層的混混一般是達到一定年齡段的人,但不一定是最老的;而最底層的混混則多數是來自于學校的不良少年,和剛剛從學校出來還沒摸清人生方向的越軌青年。他們在學校里欺負同學,這種現象叫做“校園霸凌”;或者與外面的混混結識,參與打架或者其他違法活動。例如,混混們在農村賭博時會找一個據點,從這個據點一直到派出所都有人放哨,大概幾十米就派一個人站著,什么事情也不做,就站著放哨而已,只要派出所的警車一出來,立刻把消息傳到賭場。剛出道的混混,多是做這些比較低端的事情。

江湖分層還與混混的個人能力有關。任何行業中的人都有聰明和不聰明的差別,混混也有干得的好和不好的。混混一開始做的事情差不多,但那些腦子比較靈光或者能夠爭勇斗狠又有技巧的,能夠甩狠又不能沖上去就犧牲的混混會越干越好。這些干得好的混混,會掙一些錢。聰明的混混知道積累,在合適的時候用這些錢來投資,而不聰明的混混有一分錢就用一分錢,不知道經濟積累,可能混到三四十歲,就逐漸被淘汰了。那些被淘汰的混混,有些比較老實的混混就回農村種田,有些混混家里情況不好,老婆娶不起,就永遠在街上閑蕩。例如我老家那個小縣城里,就有不少以前的混混整天無事可做,由于在麻將館打麻將中午會管飯吃,很多混混就每天看人打麻將,然后混到中午開飯等人家派飯。混混做的不好最后只能到處低三下四地蹭飯吃,這也是一種生態。

江湖分層當然也與機遇有關。江湖有不同的機遇,每一次政策的變動都是一個機遇。比如當六合彩從香港傳到湖北、湖南的時候,有一批混混就借這個機遇迅速崛起。當國家取消農業稅,開始使用項目制的方式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時候,有一批混混就抓住了這個機會迅速崛起。

總結之,混混通過關系網絡形成了一種無形的組織結構,“江湖”以一種聯盟格局呈現出來。每個鄉村混混的關系網絡都以自己為中心,其外圍主要是同類混混。混混之間就通過關系網絡保持著松散的聯合關系。這些關系網疊加在一起,還形成了大致的分層體系。分層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混混群體與所有的行當一樣,有分層、有流動、有上升的渠道、有新生力量的來源。后面會講到,對于混混來說,這種組織結構,有利于規避混世的風險。

 

二、鄉村混混與基層政權的關系變遷

現在的鄉村江湖,實際上是城鄉一體化的。大家知道現在的農村很難留住人,因為農村沒有多少資源,沒有辦法聚集人,有能力的人一般都進城了。混混和普通人相比算是有能力的,所以大部分混混都進城了,他們日常生活的核心也在城里。但混混有個特點,哪里有利益混混就奔到哪里去。農村如果有利益,他們還會回到農村。

取消農業稅后,農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在寫作博士論文時,選擇的是沒有什么工業化的農村地區,也不是城郊農村,而是以農業種植為中心的農村。那時候由于想要研究“中國百分之八十的農村百分之八十的現象”,[4]雖然那時城市化的擴張就很快,但在數量上城郊的農村還是少數的,最多占百分之二十,大多數農村還是以農業種植為主。這樣的選擇多少局限了我的視野,實際上混混在很多其他類型的村莊也很活躍,至少有兩種類型的村莊是離不開混混的。一個是我剛才說的城郊村,城郊村一定有混混,因為有巨大的利益存在;在城郊村征地過程中,利益非常巨大,混混一定會介入這個過程,政府方面對混混也有某種需求。另一個是地下有礦產資源的村莊,明顯的例證是山西的煤老板容易和“黑社會”聯系在一起。我講這些情況,一方面是因為我增加了對這兩種農村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在取消農業稅以后,整個國家和農村的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使得混混的牟利機制也發生了變化。過去,農村最難的事情是收農業稅和計劃生育。那時候,鄉鎮政府最大的任務之一是把稅費征收上來,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都面臨這個問題——如何征收稅費,對此,我想深入談一下。

一個國家要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要靠農業生產的積累來發展工業,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里面的一個經典命題。第二產業在第一產業有足夠剩余的情況下才能發展,第二產業有足夠的剩余才能發展第三產業,所以通常情況下,農業必須有足夠的剩余才能發生工業化。而中國的歷程和通常的發展歷程不太一樣,中國想成為一個工業國家的時候,還是一個農業國。雖然農業的生產力有發展,但因為人口的增長太快了,這將農業的增長都抵消了,農業的生產和剩余都比較少,不足以支撐工業化。所以從清末開始,國家要現代化和工業化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怎樣從農村征稅。收稅本身是需要機構去進行的,清末和民國時期就遇到一個困境,學者把這個困境稱為“國家政權內卷化”。[5]國家要完成工業化需要征稅,要征稅就需要很多工作人員,這就導致機構的擴張,機構擴張導致成本增加,因為需要給征稅的人發工資,而且如果沒辦法控制征稅的人,他們在收稅的過程中就會壓榨農民,所以整個清末和民國時期,由于征稅機構的擴張,以及征稅機構沒有辦法約束收稅人員,收稅的增量被政權自身消耗,增加的稅收很大程度上被收稅人員占有了,用于工業積累的不足甚至沒有用于工業積累,這是清末和民國時期的狀況。

到新中國成立以后,建立起人民公社體制,人民公社體制也面臨收稅的問題。人民公社體制并不簡單是說我們有“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理想,它在農村最主要的功能是為整個稅收體制服務。人民公社將每個農民都納入國家體制,把過去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問題變成了公社的管理問題,每個人都納入體制接受管理。過去是國家來收稅,于是變成了公社做各種安排,每年生產隊應該上交多少糧食,這是國家能夠直接通過計劃經濟體制完成的。農民家庭交多少,每個生產隊交多少是公社內部的管理問題。所以,這就把征稅的成本迅速降低了,將稅收的成本變成了組織內部運作的成本,這種體制在推動中國完成工業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必須承認的。只有通過這種強制性的體制,才能從幾億農民那里將農業剩余強制積累起來。按照正常情況,農民肚子吃飽以后,剩余的糧食會拿到市場上去賣。但人民公社體制是強制性的,讓你吃不飽或者只吃個五六分飽。多余的糧食國家通過強制性的手段,拿去輸入城市發展工業化。

人民公社體制是一種高壓體制,高壓體制不是正常體制,它在一段時間內能夠有效運轉,但很難長久維持,因為成本會越來越高。早期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壓力讓民眾不敢吭聲,但隨著七十年代文革幻想的破滅,農村走向改革是必然的。到這個時候,中國的工業化積累已經逐漸完成了,工業體系初步建立起來。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變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國家與農民的關系某種程度上又返回到了清末和民國時期的那種情況。國家又要重新和一家一戶的農民打交道,要去找他們收稅,過去清末和民國時期的問題又重新出現,所以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稅費的矛盾非常激烈,鄉鎮干部收取農業稅費,把農民逼得上吊、喝農藥的事情非常多,只是那時候媒體信息的傳播不如今天迅速,很多事情沒有被曝光。過去不是像今天一樣用法制約束權力,而是用運動約束權力。但在八十年代,群眾運動被廢除,但法制還沒完全建立起來,導致基層權力沒有什么制約。所以如果查看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檔案,我們會發現各種惡性事件數量非常多。現在我們用法制約束權力,加上各種媒體的作用,使現在對權力的制約遠強于過去。

20世紀80年代開始收取稅費后,混混也開始介入。收稅是一項依賴國家強制力的行為,但20世紀80年代當國家需要重新收稅的時候,過去毛澤東時代那些好的干部卻沒有能力把稅收起來,因為收稅要“心黑”。收稅是很辛苦的事情,又沒有什么報酬,要想獲得報酬,只能上面說收一百塊錢,下面就收一百五十塊錢,甚至兩百塊錢。我們曾經做過研究,不同省份稅負完全不同,20世紀90年代有的地方一畝田只有五十塊錢稅負,而湖南、湖北達到了一畝田兩百多塊。[6]那時一百斤谷子才賣三十多塊錢。在我們那個地方,一畝田能產八百斤谷子算比較好的,所以兩百塊錢的稅負是非常高的。“搭車收費”違背了中央的政策,稅負層層追加導致加得越多老百姓越不交,甚至有的人直接拋棄田地出去打工。現在很多土地糾紛都起源于那時。由于當時土地上有稅費,人走以后稅費還得交,鄉鎮干部沒辦法,只要有人愿意種地、愿意交錢就給你種,后來誰種地就確權給誰。國家不征收農業稅后,之前拋棄田地的農民回來要土地,于是產生了很多糾紛。這種背景下,如果心不“黑”,稅費就收不起來。傳統的共產黨干部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收起來稅,而收不起稅就是沒有能力,沒有能力就要下臺。所以,能耍狠、有混混背景的人迅速崛起。他們做事很簡單,不交稅就打你,導致了很多惡性事件。這就是那個時候的現實。很多混混成了村干部,或者是很多村干部利用混混來收稅。在此情形下,很多混混利用幫助征稅這樣的機會迅速崛起。

取消農業稅以后,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徹底發生了變化,國家開始向農村輸入資源。輸入資源有很多種方式,比如種田補貼之類的錢就直接打到農民個人的戶頭上,不經過任何中間渠道,但更多的資源是通過項目制輸入農村。現在基層政府干的很多事情是跑項目,然后讓項目落地。項目制也給混混提供了空間,因為存在項目的發包方和需求方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比如,很多項目由省水利廳控制,但省水利廳發包這個項目時,不知道哪個地方需要這個項目,也不知道誰能將這個項目執行好。這就給頭腦靈活的混混提供了機會,那些有親戚在政府工作的混混就掌握了這方面的信息,也知道誰需要這些信息。混混在這個中間起到中介作用,將項目一轉手就能掙錢,從而不勞而獲。所以,現在很多工程層層轉包卻沒有辦法禁止,就是因為信息不對稱給了混混可乘之機。此外,還有一種類型是混混自己去承包這個項目,找幾個人成立一個工程隊,通過給有資質的公司交錢掛靠在公司下面,直接去施工。

項目發包有混混介入,項目落地時也會有混混的作用。農村項目落地不容易,因為項目落地會牽涉到具體的利益,即便各方都獲益的項目,也會遇到每個人收益不均衡的情況。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原因也是如此。廣東有一個富豪想報答老家的村民,他花了兩億元給村民蓋了幾百套別墅。但后來卻引來了很多麻煩,因為受益不均衡,村民不斷告狀和上訪。很多項目落地就面臨這種各方受益不均衡的情況,這種情況一般人搞不定。有一次,我去一個村莊調研,通過上面的扶貧項目給那個村發了很多抽水機器,卻分不下去,因為抽水機器的分配沒法使各家各戶受益均衡。后來,過了一年我再去那里時,那些機器還放在那生銹。在這些時候,混混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混混和政府的共同點都是掌握暴力,但前者是非法的而后者是合法的。此外,兩者的差別還在于,政府受到政治倫理和法律的約束,而混混不受這個約束。所以形成了“混混怕政府、政府怕老百姓、老百姓怕混混”這樣一個循環圈。項目要落地的時候,如果由混混去執行,則老百姓因為怕混混而更容易接受。

上述道理與城郊村拆遷相似,城郊村和混混聯系在一起,就是因為拆遷關聯的利益很大,政府擺不平,有時候講理又講不通,甚至有時候因為效率的要求政府不能去講理。比如法律規定依法拆遷,應該通過法院強制執行,但是走法律程序耗費的時間很長,政府等不起,越窮的地方越等不起。中國中西部城市的優勢就是土地便宜,通過便宜的地價吸引企業和開發商。按照法律規定,土地的一級市場由政府壟斷,由政府處理征地過程中的安置等事宜。政府完成了土地上相應的配套措施以后,再拿到二級市場上去拍賣。但現實的運轉往往不是這樣的。因為按照這樣的程序,政府前期要投入很多錢,而中西部的地方政府沒什么錢。所以實際狀況是,某個開發商看中了哪個地塊,政府幫開發商征地。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開發商和農民之間形成了很復雜的關系。政府為開發商服務,政府也有自己的政績要求;開發商因為有錢可以任意選擇投資的地點,如果這個地方的政府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走,效率太慢,開發商可能去其他地方,其他地方可能價格更優惠。

所以,在征地開發的過程中,政府很容易違法,因為背后有結構性的制約。很多拆遷的惡性事件都少不了一群來路不明的人,這群人就是混混。這種混混在表面上有很多具體的形態,比如可能是一個拆遷公司。混混對付釘子戶有很多辦法。我見過一種情況,有個老太太不愿意拆遷,整天守著她的房子,拆遷的人每天晚上兩三點鐘派一個人去老太太睡覺的窗戶下放恐怖音樂。后來,老太太受不了了答應拆。還有的拆遷隊派人整天提個蛇皮袋在釘子戶家門口晃蕩,趁人不注意,從窗戶往家里扔蛇。此外,有拆遷隊將挖掘機開到釘子戶家旁邊挖,嚇得釘子戶膽戰心驚……這些事情政府不能去做,但可能通過市場或者社會的方式去做。比如政府將拆遷的任務交給一個拆遷公司,這個拆遷公司的人員實際上就是一群混混,政府通過這種方式規避了風險。所以,混混可能就是一個公司的經營者,是一個成功人士,如果足夠成功還可能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從政府治理需求的角度去看,無論是各種自上而下的項目的落地,還是政績壓力下的征地拆遷,混混都可以起到特別的作用,甚至讓政府治理對混混有一定的需求。在此意義上,混混群體可以解決基層政府難以解決的難題。

還有一種是有礦產資源的村莊。礦產資源總量很大,在這種村莊里面,經營者和混混的聯系更加緊密,更容易形成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山西煤老板和黑社會容易混在一起也是因為有制度性的需求,而在其他地方這種情況就相對少些。從理論上講,礦產資源屬于國家所有,但并不是所有的礦產資源國家都親自開發。那些小礦和質量達不到一定要求的礦都是承包出去的,而這當中利益是巨大的。巨大利益的背后,競爭的人就非常多。一個人基本上不可能合法經營礦場,因為會受到滋擾。一般地痞會將運礦車攔住,這些地痞也不明說收過路費,而是以將村莊的道路壓壞為由索取費用。這聽起來還有些道理,即使打電話報警讓派出所的警察來也沒辦法,一定會受到滋擾。而當大家知道你處理不了這種情況時,也就不會和你做生意,礦場你也就經營不下去。混混以各種理由向你勒索,而你卻沒辦法。所以,經營礦場和開KTV的道理相似,必須能夠擺平各種事情。由于混混能將各種事情擺平,所以你必須依靠混混,通過穩定地養一班打手以擺平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所以,在山西那些地方就很難合法經營,因為合法經營的話就沒有辦法應對這些滋擾。這種現狀是彌散性的,并非一開始就是黑社會性質的組織,但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往往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或者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頂端的某個環節的一部分。

總之,以取消農業稅為分界點,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治理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取消農業稅之前,國家基層政權從農村社會有所后撤,但其提取資源的任務仍然存在,因此資源提取日益困難,提取成本也不斷攀升,基層政權利用混混參與收取稅費的事情時有發生,甚至吸納鄉村混混進入基層政權。取消農業稅之后,鄉村混混迅速找到了與基層政權的新的結合點。在各類自上而下的項目的申請、實施落地過程中,混混因其信息靈通、暴力能力等而能夠發揮作用,從而與基層政權維持一種合作關系。這種類似的關系,在面臨的征地拆遷困境的城郊村,礦產資源豐富而亟需開發的村莊中也存在。

 

三、從鄉村江湖近況看“掃黑除惡”

那么,形成鄉村混混現狀的基礎和背景何在?今天看政府和社會的運轉,層級關系都不是我們想象中的法制化。混混這種非法治化的現象或事物,為什么在我們國家中還普遍存在,并被戰略性地容忍呢?我認為這和政府體系中的責權利結構是相關的,越往基層的政府,越是責大權小。中國在快速轉型時期形成了一個責權利不對稱分配的體制,這種分配和法治政府的關系不一樣,法治政府的關系中責任和權力之間的分配是對稱的。中國目前很多事情通過常規手段不易做成,而通過責權利不對稱分配的結構,上級政府可以迫使下級政府制度性地進行“創新”,完成工作。

比如混混介入的過程就可以被解釋為一種“制度創新”。基層政府在表述的時候,可能表述成堅持小政府的目標,將很多可以社會化的事務交給社會去辦。在拆遷當中,所謂“社會”就是混混成立的公司。在制度創新的掩蓋下,利用混混的公司完成拆遷。另外一個制度創新的例證是拆遷時的包干制。在拆遷過程中,政府將給村民的補償包給村干部。由于拆遷中的補償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政府可能會有一個粗略的標準,比如六層以下的房子如何補償,磚混結構、框架結構的房子如何補償,房子裝修按照不同的檔次如何補償……但不管按怎樣的標準劃分,房子都具有個性,拆遷戶可能會說我的房子靠近街道,拆遷以后得給我補償同樣的位置,但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這些矛盾始終是存在的,政府解決不了,所以政府就采取包干制,包給村干部。這也是一種制度創新。

所以,混混有自己的制度空間,是因為在中國目前的行政體制下,政府之間的責權利不對稱分配。混混在制度創新的口號下,以各種方式介入了基層治理,背后有基層政權的結構性需求,這不是從形式上強調法治就能解決的。同樣,如果從鄉村江湖的結構去看,“掃黑除惡”要徹底達到目標,就需要認真研究混混產生和存在的機理。

黑社會性質的組織,以及黑惡勢力都是從混混發展而來的。有時候我們看混混在這個場合是個正常人,但在另外一個場景下,可能就成了黑惡勢力。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要求既堅持嚴厲打擊各類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又堅持嚴格依法辦案,確保辦案質量和辦案效率的統一,確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處于頂層的混混已經企業家化,他們是江湖中的最大獲益者,是治理生態中的重要分利者,但是他們往往并不直接采取黑惡性質的暴力手段,更不會親自采取暴力手段,大多只是以暴力為后盾的威脅。因此,在嚴格辦案,強調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法律適用關的法律精神下,“掃黑除惡”是很難觸及其根本的。

在江湖格局下,容易掃除的永遠是底層混混,真正頂端的混混很難掃除。很多案件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從案件形態上看,很多混混都是非常松散的,平常各干各的事,有事時就通過電話聯系在一起,不懂事的底層混混不知道輕重才會搞出事來,有經驗的混混通常不會隨便搞出事。山東“辱母案”也是如此,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意外。這群混混可能這樣干過很多次,只不過這次出事了。類似的行動掃的永遠是底層的混混,而真正頂端的混混可能表面上已經擁有合法甚至光鮮的身份,他們也知道怎樣去規避法律,他們一定是游走在法律的邊緣而不會出事的。所以,對待這次“掃黑除惡”的目標要有一個契合現實的判斷,短期內消滅黑社會是不太可能的,社會只要可控就好,這就是現實狀況。

其實,松散化的關系網絡和江湖聯盟格局,本來就是混混在混世實踐中逐漸摸索出來的降低混世風險的“護身符”。混混混世主要依賴暴力威脅,而混世實踐使他們深知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將其他混混的力量也抓在手上,才能形成一個網絡和“幫派”,在需要的時候相互照應。同時,這種松散的關系結構,在從事灰色性質的活動或者黑社會性質的犯罪時,又會因其組織形態并不嚴密而難以被定性為“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或者“黑惡勢力”。對于處在上層的“混混”而言,混世時自然知道自我保護,既會讓那些下層的混混沖在前面,又會掩蓋對下層混混的直接指揮關系。

要治理好混混問題,不僅要開展“掃黑除惡”行動,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至少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需要為底層民眾開辟更多的上升渠道。因為江湖對身在其中的混混提供了一條社會階層上升的途徑。有更多的社會上身渠道,才會弱化江湖的吸引力。對于底層的老百姓來說,現在的上升渠道與過去相比要狹窄一些。尤其在現在鄉村的中小學,很多地方形成了一種“誰讀書誰受欺負”的氛圍。一些教育方面的實證研究表明,在鄉村中小學,認真讀書的小孩總是容易成為被霸凌的對象,這就形成了一種亞文化。那些有想法的家長早就將自己的孩子送到縣城讀書,而剩下的待在農村的,看起很難有什么上升的希望。在沒有出路時,一些家長甚至希望小孩能夠在“江湖”中有所發展。

第二,將市場和社會中的灰色地帶納入法治有效治理的范圍。我們的市場和社會里面存在一些灰色利益,它們無法納入法治結構,但利益又是巨大的。這些灰色空間和灰色利益,給了混混可乘之機。“混混”在其中可以謀取大量非法力量,而這些利益往往就是法治不及之處。因此,混混的治理是一個系統性的工作,將市場和社會的灰色利益納入法治軌道,有利于對混混的治理。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青年長江學者。本文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法治保障研究”(項目批準號:16ZDA062)、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的資助。

[1]陳柏峰:《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陳柏峰:《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頁。

[3]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頁。

[4]賀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總序第7頁。

[5][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6頁。

[6]賀雪峰:《論村級負債的區域差異》,載《管理世界》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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