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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宇軒:《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報告

一、何為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在此書中所言的資本主義精神,主要是指宗教改革之后的“現代資本主義”,有別于過去那些資本主義活動背后的“傳統資本主義”。韋伯在書中不厭其煩地論述了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區別于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得出來的結論,韋伯認為資本主義古以有之。韋伯所描述的傳統資本主義也是以獲利為中心,甚至有著更強烈的經濟關切,但是這種經濟關切本身的釋放只能產生無理性的結果。與之相比,現代資本主義則是以理性主義為明顯特征,區別于傳統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有著一系列配套的理性制度,例如正規的市場、相互協調的理性產業組織、經營與家庭的分離、配套的理性簿記,以及法律和行政的理性結構(可計算的法律制度和遵循形式規則的行政管理)。這些制度背后,無疑都是精打細算的“計算理性”。

制度的區別是表面的,其背后精神氣質的區別是問題的關鍵。韋伯在這個問題上用了兩個恰當的事例來挑戰大多數人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固有印象。其一是本杰明·富蘭克林的教誨。富蘭克林作為一名杰出的資本主義政治家,他的教誨中無不展現著資本主義社會活動中的功利主義色彩:誠實、勤勉、守時,這些美德之所以被人們遵守,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能給人們帶來信譽,信譽能給人帶來財富。按照這個邏輯,既然真善和偽善都能帶來同樣的效益,但富蘭克林卻是十分坦誠和虔誠地奉行這些美德。其二則是以計件工資為例。傳統資本主義的實踐中,提升計件工資并不能激勵員工提高產量,這是因為員工總是傾向于滿足自己習慣的生活,掙到能滿足那種生活所必需的錢。現代資本主義那些處于上升時期的下層工業中產階級卻是充滿了進取精神。在這些人看來,勞動不再僅僅是一種經濟手段,而是一種精神目的,懶惰比貪欲更加有害于靈魂。

所以在此我們可以概括出所謂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征,即面對獲利和財富積累的“數字浪漫主義”和鮮明的整體理性主義。

二、加爾文宗的新教倫理

韋伯在書中主要論述的新教主要是加爾文宗教派。其他的教派,諸如貴格會、浸禮宗等,盡管也曾發揮重要的社會作用,但這些激進教派否定日常的塵世生活,試圖回到中世紀基督教共同體的修道院生活。這些教派最終沒有能夠主導歷史的潮流。而加爾文宗教派卻領導了17世紀40年代的英格蘭清教革命,而且甚至隨著英格蘭的殖民,給美洲的資本主義帶去了加爾文主義的勁風。可見加爾文宗背后的倫理主導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加爾文宗最重要的教義就是得救預定論,即上帝已經預先選定了能夠升入天堂的人,即“選民”,而其他大部分的人就只能墮入地獄。這種教義由于極端的非人性,會給每一個篤信加爾文宗教義的信徒一種空前的內心孤獨感。信徒只有一個人上路去理解上帝的諭旨,所以圣事及其背后的教會力量對信徒的影響漸漸弱化,并隨著塵世的祛魅過程而消失;又因為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使得信徒們堅信自助者天助,只要信徒在塵世中勤勉,信徒就會產生對得救的信念,這種積極的信念使得信徒擺脫了教義產生的虛無感和孤獨感,而產生心理安慰和安全感,這本身就是一種救贖,是完全由信徒自己創造出的救贖。

其背后產生作用的邏輯在于:信徒們為了獲得與“得救的確定性”有關的問題,必須過一種“凈化了的”神圣生活,必須通過不間斷地監督自己,使得自己的行為符合上帝的律法。絕大多數信徒并不會無疑地知道自己是否屬于選民,但是他們仍會把有組織的行為理解為得救狀態的標志。

可以看出加爾文宗教派的特點。它將宗教生活與塵世生活緊密地聯結捆綁了起來,為新型資本主義精神加上了宗教動力(他用上帝的選民代替了僧侶,即用注定待在塵世中的精神貴族代替了出世和超世的精神貴族);它用沉悶的教義賦予信徒堅韌自制和深思熟慮調節自身活動的動機,將每個人的行為納入到一個系統的自制中,把世俗的經濟活動置于宗教控制之下。

三、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的浸入與退出

清教徒的道德活力與若干因素融合在一起,成了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源泉。韋伯在書中并沒有認定新教倫理的發展是資本主義進步的決定性的唯一因素,但是這并沒有妨礙韋伯視其為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因素。隨著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精神被宗教改革運動釋放出來,原先被視為卑鄙有害的商業活動被賦予了道德合法性,賺錢與宗教之間的沖突開始消解,因為上帝選民必備的品德——勤勉、節儉、冷靜、審慎——乃是商業繁榮的最可靠保障,商業獲得了新的凈化。隨之而來的就給誠實經商的生產經營活動賦予了穩定性,穩定的生產銷售活動不斷發展,規模逐漸擴大成生產體系,資本主義開始騰飛。可見,新教倫理對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內生性的動力,經濟活動背后動機的變化是一個從價值理性到手段-目的理性的過程。

當然價值觀對人們的影響不是直接的,價值觀與觀念需要通過教會的教牧關懷實踐才能產生共振作用。價值觀與觀念保持著自主性的力量,但是只有根植在強有力的載體群里才會發生效力。有時候觀點本身嚴謹的邏輯性和說服力本身就能產生價值觀和載體群(這里的因果關系正好與唯物論的觀點完全顛倒),例如富蘭克林時期的新英格蘭殖民地就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由傳教士、神學院畢業生在資本主義中產階級的幫助下建立的;金融家們為了使自己的商業活動獲得道德上的合法性,在實踐中或是在死前主動皈依教會;加爾文主義者堅持自己的教義,利用宗教會議將加爾文宗抬升到教會法的權威地位。但是在這些情況下,持之以恒的觀點,使得價值觀和觀念最終參與到同載體群成員宗教需求的選擇性親和關系中,換句話中,價值觀和觀念會自發自主地獲得來自載體成員的解釋,以達到符合載體成員利益的效果。

隨著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尤其是機器大生產的普及,讓現代工業資本主義形成了一種既定秩序,而使得資本主義不再需要精神的支持。履行天職作為經濟強制,這種外源性的力量,開始接管了對資本主義的控制,而履行天職作為內生性的精神和文化價值觀只能退出。失去了新教倫理的資本主義,在韋伯看來,則是成了一件軀殼、鐵籠,網住了其中人們的生活,不斷壯大并無情消滅了“自發性生活享受”的官僚制秩序,以至于韋伯發出這樣的喟嘆:“清教徒是為了履行天職而勞動,而我們的勞動卻是迫不得已。”

四、韋伯的學術抱負

韋伯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社會學思想巨擎,與涂爾干、卡爾·馬克思并成為社會學三大奠基人。涂爾干以其精確嚴謹的實證分析研究方法著稱,馬克思則是用其唯物主義階級分析法解決了許多社會學難題。

與涂爾干和馬克思不同,馬克斯·韋伯在這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中,著重要表現的是社會文化思潮對社會結構根本性的影響,用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話語來說,就是解釋了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作用。未讀此書時,筆者曾想當然地認為,是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創造了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為新教倫理的蓬勃發展鋪路。但讀罷此書后,才發現,這其中的因果關系并沒有這么簡單。馬克斯韋伯并沒有否認社會存在的關鍵地位,但是他更加強調了,新教倫理不僅僅是社會存在的產物,新教倫理通過影響人們的行為深遠地改變了社會結構,并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而做出調整。

這種“價值觀念—行為—社會結構”的經驗主義分析方法,韋伯用這種方法駁斥了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別有用心地試圖用一個理論去解釋所有現象的教條,為后世留下了一筆巨大的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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