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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寶:理解法律地理學 ?

[摘要] 在過去的30多年間,自加、英、美、澳等國漸次興起了所謂法律地理學(空間-法律)研究。盡管到目前為至,該研究尚未形成很清晰的理論圖式;但透過其新穎的方法還是可以看出它開闊的理論視野及宏大的理論抱負。對我們而言,不只是要去理解這一研究動向在其學術譜系下的基本理路;還要結合我國的社會背景,辨識其中可能的問題域,進而透過對社會現象的闡釋以反思我們關于法律的一些思考方式。在更遠處,則是于跨學科、交叉學科、后學科領域貢獻自我國經驗的法律地理學研究。

 

 

目次

一、初識法律地理學

二、社會理論研究的空間轉向及其對法學的影響

(一)列斐伏爾、福柯空間理論思考

(二)變遷中的差異“空間”觀

(三)“空間-法律研究”中的“空間”

(四)法律研究的空間轉向?

三、法律地理學研究的發展現狀

(一)法律地理學研究面臨的困境

(二)突破困境的一些成功理論探索

(三)更多的可能思路

四、法律地理學研究在中國的可能意義

(一)法律地理學的可能展開場域

(二)法律地理學的中國價值

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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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也許由于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美學、心理學、物理學等學科出現高度理論化、抽象化的傾向,時間和空間成了這些學科體系的核心概念……概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多數學科聚焦于時間性范疇,而20世紀下半期哲學社會科學則呈現出整體性的‘空間轉向’。”〔[1]〕而這,是否對法律思考及法學研究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答案是肯定的。這非常明顯地表現在自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主要由加拿大、荷蘭、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以色列等國的學者所發起的法律地理學(legal geography)/法律與空間研究。盡管到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還未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和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貢獻,但其所揭示的核心問題在今天已變得愈來愈重要,相信在不斷的理論研究推進中,法律地理學研究的地位將得以逐步體現。盡管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起步的階段并不是作為發起者,亦沒有及時跟進相關研究;但這并不為一個嚴重的缺憾,一則這一領域的研究積累還不是很多,還處在起步階段;二則,中國社會這一典型的個案完全能夠做出自身獨有的貢獻來。是故,我認為這一研究是有意義的。其價值不僅在于與域外學者的對話;還在于借助法律地理學這樣一種跨學科研究以來豐富、拓展我國學者自身關于法律與空間概念和理論的認識。

 

一、初識法律地理學

 

法律地理學,或者空間-法律研究,“關注的是法律之于空間,空間之于法律,以及二者間的相互影響,其根本上也是對法律封閉性的批判”。〔[2]〕客觀地說,盡管空間之于法律的影響客觀存在,但長時間內在有關法律的分析及法學研究方面,并沒有太過注意空間的影響,也沒有過多檢討其對空間的影響,是故關于二者關系的討論也就更少。由此也不難理解,盡管有意識的法律地理學研究已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但影響力仍然有限——至少就我國的情況來看,并沒有引起足夠的反響。在一般的觀念上,恐怕法律地理學的研究還是被想象成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那種“環境決定論”;但實際是,特別是自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帶來的巨大影響以來,法律地理學的研究早已超越了如孟德斯鳩所闡述的那種地理環境與法律之間的直覺關系。〔[3]〕在司法實踐中,我們也看到盡管一些典型的案例完全可以從空間的角度進行分析,但在傳統法學分析方法及法律思維的藩籬之中,遲遲無法走出這一步。這比如1884年的“女王訴達德利及斯蒂芬斯”(R v. Dudley and Stephens, 14 QBD 273 DC,1884)、〔[4]〕又如富勒所虛構的“洞穴奇案”、〔[5]〕再如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410 U.S. 113, 1973)等,〔[6]〕如果從空間的維度來進行分析,對于這類案件是否會有新解?

法律地理學的興起,生發于以下一個背景:從法學者的角度,在于各種自法律外部研究法律方法的不斷勃興所帶來的關于法律固有觀念的松動。這特別是圍繞法律之自足性與獨立性方面的爭論,以及法律在實踐中的具體表現式樣。在這其中,其中的一個反思緯度便是地理。當然,伴隨地理學研究的發展,這種自地理緯度考察法律的視角也逐漸從那種古典的環境決定論、地緣影響論轉移或者側重于空間的方向。與此同時,特別是自所謂批判地理學以來,一些專事空間研究之學者也意識或者注意到空間之于法律之間的復雜關系;并進而去揭示這些關系。〔[7]〕客觀地說,在這個時候,無論是在法律還是空間研究各自的領域內已很難尋找到一個更高、更合適的概念以涵括法律與空間二者相遇時所提出的問題。是故,不難看出典型的法律地理學研究除卻揭示現有法律制度之不足、甚至矛盾以及既有空間理論包括性上的缺欠外,還是從哲學、倫理學以及人文科學等領域尋求理論支持,這比如有關“空間正義”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法律地理學必然是一個混雜的多元知識體系,而很難將其局限在某一個學科框架內。〔[8]

“空間-法律研究”的興起在更大背景上則是由于二十世紀以來人們關于“空間”認識的深化與轉變,及因此的社會理論研究之“空間轉向”。扼要地說,所謂“空間轉向”,是“通過列斐伏爾、福柯、詹姆遜等人從不同角度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性闡述,空間在這個時代的重要性被充分揭露出來。由于其對現實世界毋庸置疑的解釋力,空間的重大意義被人文社會科學界普遍接受,學者們紛紛開始關注空間在社會理論和構建日常生活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空間相關的領域大量進入文化社會學科研究的主題,開始同建筑設計、城市規劃、地理學等空間學科日益交叉滲透。”〔[9]〕從這個角度出發,盡管我們認為法律地理學帶來了反思傳統法律思考方式的新路徑,但是我們更要注意到這一研究項目起始的切入點。對此,至少有兩方面的內容需要我們更為注意,一方面這可能預示著空間-法律研究也是批判性——對現代資本社會的批判;另一方面,則是提醒我們,如果只是考慮到“空間轉向”后的“空間”涵義,那么則有可能遮蔽這一理論思潮之外更大范圍的關于“空間”的其他闡述及其與法律之間的豐富關聯。

從空間角度來分析法律問題或者說關注空間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在我國已經顯得很有必要、理論上也很迫切。《人民日報》在2014年10月23日第1、11版登載了一篇“甘南藏族自治州用群眾工作方法化解草場糾紛:尼江兩村的‘結’解了”的文章。〔[10]〕透過這篇報道,我們了解到持續了幾十年時間的所謂“尼江問題”得到了解決。結合其他更多的文獻材料,我們也知道“尼江問題”中也涉及相當多的法律及司法的問題。〔[11]〕但如同在其他涉及民族、宗教,牧區等獨特場景下的糾紛法律解決一樣,此時的國家法及其實踐多少都會遭遇一些困難——一種結構性的困難。作為一種破解的思路,從地理、空間的角度來思考可能是一條有益途徑。類似需要借助于空間維度來進行思考的法律問題還能列舉出更多,這比如與前述“女王訴達德利及斯蒂芬斯”有些相似的“魯榮漁2682”號案。〔[12]

盡管法律地理學的研究已經持續了30多年時間,但客觀地說,即便是前述諸走在前列的國家和地區,其研究也進展緩慢,代表性的作品相對而言還比較少。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部分是因為該研究本身就是一項比較邊緣的研究——盡管它對改觀有關法律和空間的概念、理念很重要;部分則是因為這一研究目前遇到了一定的瓶頸,特別在從法律與空間各自的“域”內跳脫出來,尋求這一研究項目的獨立的第三域仍在探索中。雖然如布隆里的“疊接”、德萊尼的“規范空間”等核心概念的提出和探索有很重要的意義;但現實地看,類似的探索還需要繼續跟進,現有的概念范式建構還不具有普遍的說服力和闡釋力。

 

二、社會理論研究的空間轉向及其對法學的影響

 

一定意義上,法律地理學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是受到兩股力量的同時作用的,一者即法學研究方法多元化發展的趨向的影響;另者則是社會理論研究空間轉向的沖擊力。前者筆者已在它文有所闡述,〔[13]〕這里僅就后一個方面做一些必要的交待和論述。與“時間”在社會理論中被廣泛重視不同,“空間”則是在不斷地“拯救”之中才“浮出歷史的地表”,進而形成了以探討體系與結構差異格局為主導的宏觀空間政治研究和以分析權力支配與互動為特征的微觀空間政治研究。〔[14]〕如果是從當代社會理論發展的脈絡來看的話,空間問題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一個焦點話題。空間概念在日漸被社會理論界所關注時,其內涵也逐漸由自然屬性轉向為社會屬性。1985 年一群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聯手出版了論文集《社會關系與空間結構》,此書可視為英語世界的社會理論家關注空間議題的一個宣言。〔[15]〕此后,關于空間的理論闡釋沿著兩條路徑展開:一方面,吉登斯、布迪厄等社會理論大師在現代性架構下檢視空間與社會的交互關系對于研究社會結構與社會過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后現代社會理論家采用一系列的地理學概念和隱喻來探索日益復雜和分化的社會世界。〔[16]〕空間轉向的最重要成果是重新定義了空間,從而重新定義了地理學知識和人類通過空間營造體現出來的生存實踐。〔[17]〕而這其中,在今天影響最深的首先還是列斐伏爾、福柯等的空間理論。

(一)列斐伏爾、福柯空間理論思考

古往今來,太多的理論家表述了他們各自關于“空間”的觀點。〔[18]〕在西學的范圍內,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早期的如亞里士多德、牛頓、笛卡爾、康德等人的理論其地位不再那么突出了,而是不斷為新的空間理論所挑戰。〔[19]〕這些新的理論最突出、影響也最大,并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空間轉向發生的要數列斐伏爾、福柯等關于空間的研究。某種意義上,列斐伏爾、福柯等關于空間的觀念代表了一種新范式。〔[20]〕 “這是起始于柏格森還是更早時候?空間在以往被當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證的和靜止的東西。相反,時間卻是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力的、辯證的。”〔[21]〕 福柯的這段話是有意義的,的確既有的關于空間是靜止的等的觀念已不足以解釋當下社會。就歷史來看,19、20世紀以降,資本社會迅速發展以來,帶來了不同以往的社會問題,今天依然。〔[22]〕在這一背景下,空間之意義明顯有別于往昔。在這一背景下,社會理論將研究之目光與方法,乃至范式調整之空間領域,那是非常自然的。〔[23]〕同樣是對今天的空間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列斐伏爾比福柯更早地洞察到了問題的存在,其早在1974年便發表了影響深遠的《空間的生產》一書。〔[24]

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一書,有人稱之為馬克思《資本論》的續集,足見其價值和地位。列斐伏爾意義上的“空間”代表的是什么?“在列斐伏爾看來,它主要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是一個關系化與生產過程化的動詞。他所說的空間,不僅僅是指事物處于一定的地點場景之中的那種經驗性設置,也是指一種態度與習慣實踐,‘他的隱喻性的‘空間’,最好理解為一種社會秩序的空間化(the spatialisation of social order)’”〔[25]〕一定意義上,列斐伏爾的“空間”實質上已經超越了“空間”之本意,他是轉喻或者象征的修辭,在本質上是批判這個社會的。〔[26]〕我們要意識到的是列斐伏爾之受馬克思的影響,列斐伏爾并不只是為建構空間理論而理論,而是為了揭示我們這個社會的另一面。〔[27]〕列斐伏爾在哲學上重塑了我們對空間的認識。在他那里,空間不僅僅是社會關系發展演變的靜止的容器或者精神的產物,還具有社會性。他認為空間是生成的;同時,空間又與社會和人的行為具有某種內在關聯,這是一個動態的實踐過程。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自身的生產。亦即,“空間是產物”,是社會關系重組與社會秩序的構建過程,是發生在各種社會矛盾間的辯證法。一定意義上,一項有意義的理論對應了一定的社會,也回答了那個時代的社會最迫切的問題。〔[28]〕是故,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列斐伏爾的空間觀引領了之后空間討論的潮流;福柯的《另類空間》是關于空間批判的另一重要資源。〔[29]

本段以上之內容可看做是西方學術語境關于空間觀念的一個重點片段,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相應研究范式的主要面相。〔[30]〕不過似乎還應當在中西比較的視野下再做一些結合中國空間觀念的反思。具體而言,盡管我們說福柯、列斐伏爾以來的空間研究是重要的,也引領了當代社會理論研究的一段潮流,直到今天還有重大意義;但我們是否可以說,如果主要是或者只是自列斐伏爾、福柯的空間觀出發,是否會限縮我們對于“空間”的想象力,進而損及對于法律地理學或者“空間-法律的研究”全面理解?這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內容。

在第一個方面,結合我國的具體社會語境,我們要知道前述種種新討論,特別是所謂空間轉向,立基的是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如果脫離開這個背景再探討相關問題就有些不適當。“把空間分割為明確的、非自然的范圍會降低人們對空間的構成、它的各個區域和地方的潛在興趣”。〔[31]〕那么是否可以有一種更廣闊的空間觀,〔[32]〕或者說我們是否有必要重新檢討原有的空間觀念,以及考慮、體認中國的社會現實。〔[33]〕這種返回,不僅在于列斐伏爾、福柯之前之諸空間思考范式于今天仍然有著相當之價值;還在于,當我們切入列斐伏爾、福柯之空間思考范式思考中國問題時,需要明了西方社會有關空間思考的一般進程。

在第二個方面,我想如果說這對法律思考有什么意義的話,首先是表層的,即透過空間這個緯度或者框架來整合關于法律的觀點和解釋種種法律現象;深層次上我想說還是從一種非常宏大的角度來思考法律,即我們的社會,而顯然這個社會是有其差異上。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社會下之法律異于社會主義社會乃是顯然的,因為他們所建構的空間本就不同。〔[34]〕顯然地,這里的空間其邊界早已超越傳統經典意義上的地理空間。因為這個空間不只因為它是變動的,人為建構的,還因為這一空間有了自己的意志——成為變動、流動的了(既不是先驗的,也不是主體的客體)另外,這似乎還要再次明晰“空間”與“地方”之間的區別。從空間-法律關聯的角度來講,空間應該是有“溫度”的,這就比較接近關于“地方”的界定;但這比較矛盾的是,這似乎有限制了現代國家法律之具“普遍性”而非“個別性”/“地方性”的特點。

基于此,我想表明的是,福柯、列斐伏爾以來的空間研究只是整個人類社會空間思考的一個界面和片段,尚有其他更多的關于空間的觀念需要予以關注。從空間的歷史來看,我們會發現關于空間的觀念盡管有相當的暗合,但也存在相當之差異。空間之多義不僅在于在漫長的理論發展中,有太多的學人表述過他們關于空間的看法——有些甚至是相沖突的;還在于,在今天,準確理解空間的難度,還要看要在哪個向度上理解這一概念。或許,從當下中國的社會環境下看去,其間之關于空間的理解可能就與列斐伏爾、福柯等所思考的空間并不一致。〔[35]

(二)變遷中的差異“空間”觀

如果不是很隨意地從后現代的觀點來看的話,我們會發現在對空間的認識和理解上還有其他更豐富和多元的觀點。〔[36]〕盡管我們承認和接受列斐伏爾、福柯以來的空間觀念的闡釋力,但他們的理論肯定不是關于空間理論的終點,各種新觀點還在不斷產生出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否可以說,空間理論可以從其本義和衍生義來進行反思。這樣我們既不會“洗澡水和孩子一同倒掉”——輕易放棄傳統觀念,也不會產生對新觀念的崇拜;而是能夠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來看待空間理論本身。

在此,我很想例舉一些國內學人關于空間,特別是中國社會關于空間的理解。〔[37]〕從我國社會對空間的觀念或者空間感來說,在最基本的生活經驗或者日常生活使用上,“空間”基本上是有所指的、是特定明確的、是可以量度測算的;更進一步,空間則大致與地域等聯系在一起,即主要突出空間的地理意義。此一意義上使用的空間多是自空間的自然屬性而言的,那這是否就說在我國的觀念上是忽視空間的社會意義的?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透過對空間形式、樣式等的不同建構,而形成的各種有別于日常生活的特別空間便是這方面的例證。這類空間多具有很強的儀式感,同時也富含身份、政治等多種區別于一般生活的意義。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該類空間之秩序或意義的形成與法律的安排有密切之關聯。

(三)“空間-法律研究”中的“空間”

“空間”的這種多義和差異在具體的“空間—法律研究”中又指的是什么?面對汗牛充棟的各種空間理論,我們是否需要一把“奧卡姆剃刀”。我們會發現在關于空間-法律的思考中,為什么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環境決定論、又或者空間的文化意涵——如“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等。〔[38]〕法律地理學是否也能夠從諸如地緣政治學、歷史地理學等的研究中獲得一些啟發。在空間轉向意義下的空間,更多強調的是“社會空間”,而曾經被討論的“自然空間”被有意無意忽視了。〔[39]〕至于當下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擬真空間”則更多是附隨在“社會空間”之下,而沒有將其視為一種全新的、獨立的空間類型。〔[40]〕總之,我們需要抽象的空間理論以來回應當下的社會實踐;但我們更需要一種能夠具體化的空間理論來闡釋實在的社會生活。是故,在樸素的經驗上,就通常之理解,人們談到空間指的是一種存在,這比如針對嚴重霧霾而采取的一定區域/地域的限行、工廠關停;有如建筑物區分所有中的空間。即是說,這都指的是具體/特定空間,而無關所謂“空間轉向”以來關于“空間”的復雜理解。因此,一種態度大抵是,我們需要的是作為一個法律研究向度的空間,而非作為一種學術思潮意義下的空間。因為在后一種方向下,很容易受這一學術思潮漲落變化的影響,(比如對資本社會進行批判尋找新的出路)而無法形成持續的有積淀的、成長的法律地理學研究。

討論法律與空間的關系到底要回答一個什么問題?檢討這一研究領域的具體研究個案或者具體的研究范式,“情景中的空間”是否一個答案?即在討論一定的空間時,總是將其置于一個特定的場景下。具體來說,目前的法律地理學研究,都比較明顯地采用個案分析的方法。或者更準確地說,在一定的場景(setting)、情形(situation)下,自一定的個案出發,嘗試帶出問題并建構一定程度上理論。這除了在一定意義上表明法律地理學理論建構上的碎片化、片段式論述外,在關于其中的“空間”理解上又能說明什么問題?

可以肯定的是“空間—法律研究”中的“空間”是分層次的。首先還是個別、具體之空間;其次才是列斐伏爾意義上的空間制造之于法律的改變或者經由法律而合理化/正當化之空間生產進而對生活之宰制。在這后一情形下,實為向被批評之法律工具主義。換言之,是否可以將列斐伏爾意義上的空間論看作是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空間論,亦即空間轉向后的空間;而那些傳統的空間理論則可看做是樸素空間論。〔[41]〕盡管列斐伏爾、福柯以來的關于空間的觀念對傳統空間觀念給予了相當的批評,當然這些批評是有力的、是契合我們時代的。我們的時代也的確面臨種種問題,傳統的觀念已不足以理解和解釋這個社會,特別是那種以時間為維的闡釋框架。但是,我們要追問的是空間-法律研究的意義何在?

從列斐伏爾、福柯的意義出發,我們的“空間—法律研究”是否最主要的還是批判法律,比如像美國的批判法學運動?但這對于我國是否太超前了。相對歐美社會,我們還處在法化不足的狀態。不過,換一個角度,有沒有歐美化可能并不重要,因為一個大致運行良好的社會,統治者總有一定的規范/規矩來統治/治理這個社會,即便它不是法治,但也是和法治發揮同樣功能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追問的就不僅是法治及何種法治的問題,而是追尋與建構這種或者別種法治的目的何在?康德早就說過,“從造就人的那種曲木,無法造出完全直的東西。”〔[42]〕那么,我們又能何為?習慣上,我們將法律/司法的目的定位在對正義的追求。那么是否還要繼續再追問下去——誰之正義、怎樣的正義?〔[43]〕以至更遠的問題?討論的邊界何在?要至于何處?列斐伏爾的答案呢?我沒有找到列斐伏爾的答案。〔[44]

在法律與空間的研究中,我想強調空間的地理/文化向度多一點。〔[45]〕假若只沿著當前關于空間研究的思路而離開法律與空間的可能交集、并不斷外擴,這并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法律與空間研究的發展。事實上,我們也已經能夠看到關于自列斐伏爾等開出的這一空間理論所面臨的危機。其次,將空間之主要涵義依托暫時從社會理論中跳脫出來,投入地理/文化的懷抱,這首先是因為法律地理學研究其中有一個方面是地理;其次,這則能夠開出更為豐富的關于空間的意義而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批判理論的空間思維。〔[46]〕“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的空間研究是社會空間研究的兩種路徑。兩個學科的空間研究都承認空間的社會性,并以社會和空間的辯證關系作為分析的核心。但兩個學科的研究又存在差異,人文地理學本身就是一門空間科學,社會學則是把空間視角納入社會理論的建構中。”〔[47]

大體上,筆者所理解的法律地理學所體現的是如圖1這樣的一種圖式,而在其發展中需要同時考慮圖2、圖3這兩種包含張力的思維模型。在圖1這個關于社會、空間、法律關系的簡單模型中,空間及法律各自意義的發揮需要作用于社會才能體現出來。同時,空間與法律之交互作用也更是透過社會這個媒介而發生。圖2代表的是一種理想情景中的空間與法律的和諧關系,在這中間,我用虛線表示了標示為A、B、C的空間與同樣標示為A、B、C的法律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但是實際上,這種對應關系很難實際發生,在主權國家的范圍內可能是作為環境的空間最終對應了D這一法律。圖3實際上列斐伏爾空間三元辯證法的一個簡易模型。我們發現,在這個模型中,此時的空間已經明確標示為社會空間, “空間實踐”、“空間的再現”、“再現的空間”作用其間。〔[48]〕在這里,圖2所顯示的那種意義上的空間被消解了,此時的一個重要轉變時由空間之作用過程已由“空間中的生產”(production in space)轉向了“空間自身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49]〕在這里,經典的關于空間的觀念就此斬斷,一種新的關于空間的理念被放置在資本社會的實踐過程中。的確,這一觀念的批判精神,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當下的一些社會現象,一如前文所論及的關于法律地理學內容“區隔”部分的闡述。事實上,目前的法律地理學研究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自這里出發。但是,我們卻不能將空間的定義僅限定于此。作為一種社會理論思潮,這一意義上的空間思考可以同其之前的空間觀念隔離開來;但對于法律而言,盡管其亦在不斷發展,但法律思想之徑路卻很難與過去完全切割開來。實際上,一些產生于人類早期的法律觀念在今天亦然在發揮作用;〔[50]〕同樣,就地理,特別是人文地理學與空間之關系,也包含有豐富之內容。退一步,即便列斐伏爾及其追隨者意義上的空間具有著重要的理論闡釋力,但至少在法的空間維度這個層次,其體現的只是分析與認識法律的一個層面。空間與法律之間的關系還包括最樸素意義上的地理環境空間,以及文化、制度等多方面。這在本文最后有關法律地理學的可能問題域部分將做進一步闡述。

(四)法律研究的空間轉向?

如上所述,空間轉向首先發生在社會理論、地理學等方面,并漸次擴展到包括法學在內的其他學科。〔[51]〕但比較明顯的是,不論是域外還是域內,法學的空間維度研究都沒有成為一種突出的研究方向。從空間研究的方向來看,法律與司法這一主題亦沒有占據一個突出的位置。是故,不難理解學人對所謂法學空間研究的質疑。〔[52]〕但這是否就表明,空間-法律研究就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至少就近30多年來這一領域的發展,還是有不少有價值的成果。退一步,換一種思路,我們或許比較容易理解這一研究的實質。(本文僅論述有關法律的側面,而暫不涉及空間研究的層面)即在一定程度上考慮法律的空間維度。申言之,這至少是一種自法律外部研究法律的進路。(尋找空間-法律研究的全新內容則是另一個問題)〔[53]

在自外部研究法學的某些方法上,我們可能會情景地考慮某一法律現象(事實)。〔[54]〕比如我們對民間借貸歷史處理方法的爬梳、又如我們對當下政府限購限貸背景下有關房產買賣違約問題的考量等多會從時間的角度出發,而較少從空間的維度去思考。盡管自空間角度來考慮法律問題,其實也一直都存在,甚至一些法律問題就是以空間作為其規定維度的,這比如訴訟法上的地域管轄問題。但是在一種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作為一種學術和理論自覺則還是要追及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社會研究的空間轉向。法學研究的空間緯度思考也大致起自那個時候,不過比較集中和持續地研究則是在本世紀初以后了。那么,何以理解空間-法律研究中的空間?又何以認識所謂法律研究之空間轉向?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都要求我們首先厘清有關空間的觀念。

 

三、法律地理學研究的發展現狀

 

法律地理學在近30年的發展過程中,讓人們看到了法學研究的一種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所謂之社會研究的空間轉向。概括地看,法律地理學的研究大致經歷了跨學科(cross-disciplinary)—交叉學科(interdisciplinary)—后學科(postdisciplinary)這三種研究圖式,并形成了若干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55]〕至于具體的內容在現有幾冊主要著作中都有非常細致的總結,在此不再贅述。〔[56]〕不過正如筆者在本文其他地方業已提及的,法律地理學的研究在當下遇到了一定瓶頸。在這一部分,主要是對這些困境做一些闡述,并對若干新的突破思路一并作一介紹。

(一)法律地理學研究面臨的困境

一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盡管經過了幾十年時間的發展,但空間-法律研究在最近的發展進展不是很明顯,這顯然地遇到了一定的瓶頸。在空間-法律研究中,主要的問題是:一方面,對于“空間”而言,我們究竟視其為一種樸素的存在——提供一種場景、富含文化等元素,還是從本體論上將其視為構建理論(包括法律)的基礎框架與邏輯起點;另一方面,在法律方面,如果我們可以接受盧曼系統論的觀點,那么在社會分化不斷強化的背景下,包括空間理論在內的社會理論事實上以及很難對法律制度產生基礎性之影響。〔[57]〕現在看來,至少是從法律實踐的角度,前述兩個方面都不宜從單一的徑路出發,而是需要一定的綜合。

法律下的空間、空間中的法律,這兩個研究方向因“法律”、“空間”各自相對豐富研究議題,為法律空間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斷的討論課題。問題是,盡管這兩個方向能夠帶來足夠多的研究,但卻體現不出“法律與空間”作為一種新型研究的明顯特色和不可替代性;而這正是當下法律與空間研究或者法律地理學研究者所關切的內容。“實際上,法律與空間的研究一直缺少一個系統的理論框架,因此也沒有一個廣泛認同的研究方向。目前的挑戰就是如何構建一套理論體系。”〔[58]〕申言之,“突破法律和空間二元分化”就顯得非常迫切。

(二)突破困境的一些成功理論探索

在法律地理學發展瓶頸的突破方面,近年來比較有代表性和說服力的觀點至少有布隆里 “疊接/拼接” 的觀點、〔[59]〕菲利普波波勒斯-米哈羅波勒斯“法律景觀”(lawscape)的觀點以及德萊尼的“規范圈/層”理論。在這三種理論中,布隆里的觀點於興中教授已在其著作中有了細致交待,這里不再贅述。德萊尼和菲利普波波勒斯-米哈羅波勒斯的理論,〔[60]〕德萊尼的理論更最為完整、清晰一些,以下重點予以闡述。

德萊尼,這位來自著名的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的教授,通過對空間、法律及世界構造(world-making)之間關系的細致研究,以一種非常廣闊的視野勾勒出了他所謂對法律地理學超越(beyond)的理論框架。在這本不太厚的書的開始,德萊尼便交待了他選擇 “nomic”而非“legal”作為其核心概念nomospheric詞根的四點理由;〔[61]〕作者也指出他的研究同卡爾?施密特與柯維爾相關研究上的差異。〔[62]〕概括地說,他《規范圈研究》的書〔[63]〕關注的是如何突破法律與空間之間相互隔離的研究狀態。即只關注空間對法律或者法律對空間的影響,在沒有打破兩者相互分離的狀態下,來探索二者如何相互影響。〔[64]

德萊尼的“規范圈”研究,如前所述,是為目前處于困難中的法律地理學尋找可能的突破思路。德萊尼的觀察是,當下的法律地理學研究其現狀就像諸多沒有關聯或者很難聯系起來的群島/一個個的島嶼(archipelago),我們需要超越這樣的研究。對于超越的思路,德萊尼主要是圍繞“規范圈”這樣一個新的術語而展開的。首先,對于德萊尼這一新概念,作者有交待過其背景,即使用的假設前提。這種前提的大背景還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興起的馬克思地理學及諸如女性地理學這樣的激進、批判的地理學思想——這些地理學思想的起源則要追溯到同時期或者更早一些時期的社會理論與哲學思想演變。在這一大背景下德萊尼還特別給出了他稱之為超越當下法律地理學研究的七步驟。正是透過對法律與地理(空間)空隙的發現,進而透過對“空間”“法律”的重新定義獲得的新解,并將新解后的“空間”“法律”再次整合成全新的法律地理學闡釋框架以突破傳統的思路模式。對于其提出的新理論,德萊尼是希望與社會構造聯系起來的。他借用了“生物圈”(biosphere)等這類以“-sphere”為后綴的詞來形象解釋“規范圈”這一新術語。即我們實際是生活在一個周遭充滿“規范”(nomicity)的世界。在這里,德萊尼特別指出,“the nomic”與“the law”/“legal”可以互換,但前者之意義明顯豐富于后者。至此,德萊尼完成了對“規范圈”基礎理論的交待。在其書的后面,他又從規范圈的情景、規范圈的場景、規范圈的景觀、規范圈的工作、規范圈的技術等幾個方面展開了細致論述。在他的論述中,“空間”“法律”“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得到了新的表述,德萊尼不時強調他們各自的非傳統性(unconventional),如對空間的理解更多借鑒列斐伏爾的觀點。同時,在對這兩個概念的解釋中,一些較新的理論切入點,如“述行性”(performativity)得以充分展開。德萊尼指出,他論述的核心“既不在于對具體的‘空間’和‘法律’是什么的探求,也不僅僅是考察‘法律’與‘空間’是怎樣相關的——而是要問這種關聯是怎樣發生的等等這些有關世界構造的實踐”。

(三)更多的可能思路

“空間”、“法律”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就概念的起源而言,作為制度而出現的“法律”必定是在“空間”這個“存在”/“是”之后;但伴隨人類社會之進展,“法律”反客為主,空間漸次為法律這個后來居上者所宰制(dominate)——法律逐漸成為一種規劃、營造、改變、加強空間的方法與工具。在今天,盡管我們看到諸多關于“空間”的論述都強調與突出其在今天不斷被發現的新價值與新意義,最典型的如前文論及之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的著名論述;〔[65]〕但當這些表述脫離了關于“空間”的論述語境,進入與法律相關聯的域后,我們會發現“空間”原有的一些意義被消解了——這無關空間概念的新舊表達以及意義的擴展。在這一背景下,除卻繼續進行有關空間中的法律與法律下的空間的現象描述研究外,又無可能探索出既不偏向于空間,也不側重于法律的有關法律-空間研究的第三域。在這一點上,目前法律地理學研究亟待新范式(paradigm)的突破。以下是達致這一目的的一些必要基礎,之所以考慮這樣幾個層面,首先考慮到的還是要具體化法律地理學的研究,而這偏向于人類學的個案研究是一條路徑;其次,在具體的個案研究的基礎上,還需要兼顧到法律,特別是國家法的特點,而這一點也一直是法律-空間研究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一個主要疑難點。無論我們采用怎樣的視角和進路以切入空間-法律的研究,但當最終到達一如我國這樣的特別強調國家法的統一性的國家,就很難找到透過空間-法律視角得出的差異性法律適用的空間。盡管如此,至少我們還是可以看到,無論如何,空間-法律的思路在對法律的認識和理解上有其獨特的一面,特別是對于那些在過去被忽視或者習以為常了的認識盲區給予了更新的解釋,而這最終是有助于我們對法律的理解的。同時,這一研究進路,也是可以給予傳統上的關于“空間”的觀念一些新的理解的。比如,在前文,筆者曾論及列斐伏爾的空間觀念,但是否列斐伏爾的理論就不存在更改、調整的“空間”?

  1. 特定/個別空間的人類學個案描述

(1)“特定/個別空間中的法律”與“法律之于空間的規制”。在前者,這主要指的是法律的差異研究與特別法研究。如,同一法律在我國農村和城市的差異化表達;又如休漁休牧的法律意義、緊急狀態下空間限制、軍事禁區、宗教場所空間限制的合理性等。對于后者,既可以是城市規劃法這樣的普遍性問題,也可以是如調整日本風俗業等的《賣春防止法》、《風俗營業法》。

(2)特定空間的法律意義。這比如災難現場中的“弱者先得救”原則、某些空間(場景)下特定行為的授權——好人瑪利亞規則、警察用槍權的邊界等。又如博物館禁止拍照、影劇院限制一定年齡段兒童入內等一定空間范圍內的禁止性、限制性規定。

(3)差異/區別及區隔。在這方面,主要是基于對地域文化差異、文化相對主義、文化多元論等方面研究的反思。〔[66]〕一定意義上,可否說,有關法律的空間研究,其思路需要從最早關注空間之地域文化意義而致的差異區分,逐漸發展到目前比較突出人為空間與法律關系的研究上。亦即,在之前,更多考慮的是法律之規范與空間之間的和諧,法律之于空間的順應;而如今,愈來愈演變為法律對空間的改變,各種規制限制等。這比如為應對霧霾,空氣污染而出臺的限行,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等。

  1. 空間還是地方:法律的存在場景再思

到目前為止,法律地理學的研究某種意義上就是空間-法律研究,而這尤以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影響最大;但是我們要意識到列斐伏爾的文本及理論有其范圍及一定的社會背景。列斐伏爾的論證主要還是在哲學、社會理論等知識體系下,至于在地理學,以及本文所討論的法律地理學的框架下,我們只能說列斐伏爾的理論有其借鑒——我們可以擴展其理論的說理范圍;但卻不能陷入理論的機械使用中——既不能苛責作者沒有或者忽視了對有關問題的討論,亦不能生搬硬套。在這一背景下,我們似有必要進一步挖掘其他一些地理學上的重要概念,這比如“地方”/“場所”(place)。地方不是空間,它也有著非常復雜的理論內容。在中西不同的語境下,人們對地方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67]〕相較于空間,地方是獨特的、不同的。〔[68]〕那么是否有必要在法律地理學的研究中引入如“地方”這樣的新概念?

我們認為法律地理學之研究要邁向新發展,就需要不斷調整自己的理論框架。由此,一種開放、發展的理論態度便很重要。有關“地方”問題的闡釋即是如此。盡管在列斐伏爾的理論體系中,關于“地方”的論述并不是很清晰。但其門徒米歇爾·德塞圖(Michel de Certeau)就區分了“空間”與“地方”。他認為,與強調靜態的、穩定性的“場所”概念不同,“空間”不是一個客觀物質性的存在,而是接近于一種主觀的抽象概念。它是行為生成的場域,同時行為的生成又促成其自身的產生,即“空間是被實踐了的場所(space is a practiced place)”。〔[69]〕在海德格爾的世界里,他否認了康德之空間凌越地方的優先性;認為空間和時間包容于地方(place)之中,而非地方含納于時空之中,否則時空皆為虛無。在人文主義地理學學者那里,關于“地方”的研究走得更遠。比如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先生就認為,“隨我們愈來愈認識空間,并賦予它價值,一開始渾沌不分的空間就變成了地方。”〔[70]〕對此,筆者也深表贊同。將“地方”這一概念納入法律地理學的理論框架之中,恰也與其處理人、地、法三者關系旨趣相契合。

于此還有一個問題要討論,即空間—法律研究中的時間、空間問題。我們是否可以說在法律的一面,時間問題已經被整合入了空間之中?因為就法律事件(案件)來說它更是瞬時、即時的,由此瞬時、即時問題則被轉化成為一個更多考慮情景等的空間問題。

  1. 追尋空間正義

索賈在他《追尋空間正義》的著作中,從1996年發生在洛杉磯的“巴士乘客聯盟案”(Labor /Community Strategy Center et al. v. Los Angeles County 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出發,進而分析空間正義的問題。〔[71]〕他說“我希望證明,一個直接的、解釋性的空間視角,幫助我們以更好的理論與實踐意識,理解社會正義何以產生與維持……尋求空間正義不是說要替代或者改變尋求社會、經濟或者環境的正義。它意在開拓、擴展這些概念以進入新的理解和政治實踐領域。”〔[72]〕對于當前的空間正義研究,菲利普波波勒斯-米哈羅波勒斯認為還存在不少問題。為此,他直言,“空間正義”是一個評論地多,而分析、實踐地少的概念。進而他指出我們的空間正義研究不應是有關代表及資源分配地域政治的某種解決方案,而是關涉我們時代地緣政治的大問題,其范圍可延伸至強迫人口遷移、環境議題、領土爭端、中小城市突發事件,乃至音樂廳的座位等方面。〔[73]

  1. “空間”與“法律”的交集

(1)前面筆者已經提及,“法律”“空間”分屬不同的范疇。在這一情況下,要尋找二者的交集,結構主義的思路或許是一種選擇,即從二者的結構中尋找最大公約數。但這種方法不一定必然有效。那么是否可以另辟蹊徑,比如尋找“法律”、“空間”背后的內容,例如“秩序”、“權力/權威”(福柯的視角)、“場景/儀式”等。實際上,布隆里有關“疊接”的論述即屬于此。

(2)“第三域”概念的引入。無論“法律下的空間”,還是“空間中的法律”,要么是自“法律域”、要么是自“空間域”出發的思考。亦即,這是“自法律的緯度看空間”與“自空間的視角看法律”。究其本質,這并沒有突破二元論之限制,最多只不過是一種跨學科的初步思考。換言之,在這類研究中,“空間”與“法律”還是畛域分明,其間的理論底色也還是在“空間”與“法律”之內,卻沒有開出新的理論方案。至于空間、法律之間的關聯、關系及具體的圖式(shchem)都不是清晰的,至多只是一些片段和碎片。某種意義上,德萊尼的“規范圈”理論就是一種嘗試。相信這方面的探索還可以走得更遠,比如區位經濟學就能提供很好的啟發。〔[74]

  1. 法律時空體

“時空體”(Chronotopes),這一概念是借用了巴赫金的研究。[75]巴赫金“時空體”的概念與理論不僅在文學、文藝批評等領域有研究,〔[76]〕在法律研究中也有學者在運用它來闡述一些問題,比如瑪麗安娜·瓦爾德在其最近的《法律時空體》里,便嘗試打破橫亙在法律的時間研究與空間研究之間的極大隔閡。〔[77]〕與純粹的空間、時間概念不同,“時空體”這一概念結合了空間、時間、地點和人物這四個方面的因素。“時空體”這一概念的引入,實際上還是為了克服法律的空間研究的瓶頸。申言之,假設我們說空間這一維度在分析法律問題上一如時間維度有其局限外,時空體則可以補足這種不足。事實上,我們說法律地理學的研究或者所謂法學研究的空間轉向,并不全是像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那樣有比較多的對時間維度研究不足的批評。因為,對于法律的研究,我們更多的是根據“事件”的研究,而“事件”的時空性是很強的。更進一步來說,時空體下的法律是進一步將法律最為一個整體的對象來考察。法律在社會中有其比較獨特的一面,即所謂“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正是基于此,我們總希望能夠在諸差異空間的條件下,盡量實行與此相符的法律;另一方面,我們也會看到社會現實中即便是同樣的法律也并不總是同樣地施行在國家的主權范圍下。時空體概念的引入,除了對這兩個方面更為細致的理解外,還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至少于國家法的統一性之下在司法層面有一些相應的調整。而這后一點,在我國尤其值得反思。不過,任何理論都不是完美的,將時空體的理論引入到對法律的分析中,固然更能解釋法律的某些面向;但是這也部分折損了自空間角度考察法律問題的純粹。

  1. 反思法律自身

某種意義上,法律很重要的一個作用即在于秩序的建立、維持、修復。但是,明顯的是,盡管法律有著這樣的作用,但社會秩序的建立、維持、修復卻不全依賴于此。這在中國社會更是如此,無論是傳統上講禮、法;[78]抑或在今天大力推進法治的背景下,正統意識形態宣揚的還是法治、德治并具。申言之,即使是中國近代轉型百年以后,法治的理念和精髓仍然未能內化為社會交往發展秩序的基礎。這固然有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關于法律的理解以及歐美諸國法治成型的社會底色,[79]但實用主義的看,良序社會的建立需要法治,但囿于政治、文化、社會諸多原因的合力,即便是尊重最低限度法治的國家,其形式也可能有所差異。另外,法治的運行的確需要一定的前提和基礎。[80]在這一點上,一國歷史中日漸形成的種種文化——不僅包括國人個人之生活態度,亦包括各種亞文化,就顯得相當關鍵。比較明顯的在我國,法律的空間感就很明顯。一方面,法律與各種類型的情感往往交織在一起;〔[81]〕他方面,不時出現的特權等因素有使得某一空間下的法律失真。

事實上,法律地理學研究者在不斷尋找如何突破空間、法律二元分割狀態的方法時,除了前述幾個方向外,還在不斷嘗試修正既有的關于空間、法律的思考方法。在關于法律的經典思維中,比較多的是側重于法律是什么、法律應當是什么——總之,在出發點上是自“法律”自身出發。亦即,論證、描述的起點和終點都在法律自身。申言之,論證、描述的主體統統都隱身在法律本身背后了;或者說在這一過程中,描述、論述者的最理想姿態就是消解自身的觀念及價值,進而達致法律本身的自在邏輯完全呈現。但在種種自法律外研究方法興起后,前述認識與理解法律的理路就不斷遭遇挑戰。以這其中的法社會學——特別是美國的法與社會運動為例,至目前至少已經經過了“差距研究”與“文化研究”這些不同的范式,那么是否還能走得更遠。〔[82]〕布隆里的研究可以看做是一種探索嘗試。某種意義上,前述法社會研究偏重的還是對現象的“描述”——不管是怎樣的描述。換言之,我們指出的要么是本本上的法的確有別于實踐中的法;或者日常社會生活中的法的呈現——多數情形下導向習慣(民間法)等法外規則或者法律規范與非法律規范的交錯情景。但是,我們就是沒有指出這種實踐的法其實質為何?現在布隆里借助述行性理論,將實踐運行中的法律也視為一種表演。不能不說這有其創新之處。

作為法律地理學研究最主要的開拓者,布隆里這方面的研究體現在他“解套法律:置括實踐”的論文中。〔[83]〕布隆里所謂之“置括實踐”即是在借用米歇爾?卡隆的概念“框架理論”(framing)來檢討關于傳統的法律實踐的思考方法的。在他的文章中,布隆里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實踐地看,法律是怎樣運作的?”作為其理論的來源,主要是“述行理論”(performativity)。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布隆里的理論視為“法律述行理論”。布隆里認為如果自這一理論視角來看法律的話,法律就應當被視為是一種表演,而不是先在于我們行動的真實。置括也使得交互作用的發生通過穩定和修復過的邊界或多或少與其周遭環境獨立開來。在此,我們也許會認為,法律既是置括與關聯性相互協商的資源也是其地點。置括的成功也就意味著法律的生產。〔[84]

 

四、法律地理學研究在中國的可能意義

 

雖然法律地理學的發展在目前遇到了一些困難,我們也難以準確預測其未來的走向;但作為思考法律的一個重要維度,本文認為法律地理學的未來發展需要中國的具體經驗。基于此,在本部分,筆者擬首先討論幾個可以運用法律地理學的方法分析的“中國問題”;而后再嘗試提出幾點可以在未來進一步運用該思路研究的問題。

(一)法律地理學的可能展開場域

結合筆者所閱讀之有關法律地理學研究的文獻,試舉幾例中國語境下的法律地理學研究。

一是所謂法律為空間賦義或空間的法律效果研究。這比如相鄰權、采光權、隱私權等的研究,以及其他與法律相關景觀的法律意義。

二為“界限”研究,這主要指各種有關各種“邊界”(boundary/line/border)的研究及由此而形成的“中心-邊緣”之可能法律意義。在抽象意義上,法律的邊疆及邊疆的法律也都屬于此。〔[85]

三是若干衍生問題研究,這比如“后院”政治之鄰避運動,都市更新計劃之征拆與遺跡、文物保護,棚戶區改造等。

四為區隔(distinction)或劃區(zoning)研究。在這一論題下,像地理學家一樣的思考方式就很有意義。不過地理學家視野中的空間及其意義更為廣闊,這比如大地法理學。〔[86]〕客觀地說,任何社會的管理,都必然帶有區分、區別,但是現代社會更加突出區隔、區劃。這些區別、區分有些是人為的,有些則是社會發展自身所帶來的。在前者,比如我國長期存在的有關城鄉二元結構的以戶籍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又如現在非常典型的城市區劃等。在后者,這比如通常所討論的階層流動問題。 “洄游青年”這一新詞再恰當不過說明了這一點;另一部小說《北京折疊》亦是如此——“折疊城市分三層空間”。〔[87]〕這些區隔的形成,在當下社會,比較典型的是借助于如法律一樣的規則。法律在作為一種制度規范劃區時,不僅改變一些東西,比如建筑物區分所有權,也有可能導致一定問題的出現。

在這方面更直接的是都市研究中大量涉及的城市規劃。城市規劃不僅僅是城市的正面發展;在反面,一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都市分區制度讓土地發展變得非常官僚化、非常政治化,而且非常復雜化。這成為任何人建筑、改建、裝修裝潢或改變其土地使用計劃前,要求‘建筑許可證’制度……”。〔[88]〕這種因城市規劃而帶來的城市發展失敗是否也與法律有關?

五稍微復雜一些,即我們基于法律作為地方性知識、或者法律具有地方性的特點,便認為一項法律最好能夠與一地的社會實際相符合。在這方面,文化相對主義提供了相當的理論資源。〔[89]〕在此一語境下,這種劃分法律個別性的空間可能是基于自然地理上的親緣性,也可能是基于種群等方面的原因。在今天,這兩種意義上的法律個別性請求,都受到國家主權特性的嚴格限制或禁止。作為一種緩和,對于因自然地理空間差異而要求的法律區別往往被轉化為一定的司法技術問題。現實地看,這種因應地理空間而設計有所區別的法律的制度理想在今天已經極難實現。〔[90]〕一方面我們會發現,主權國家——特別是采單一制的國家一般不允許兩種以上的法律類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主權的原因,即便是在地理環境空間上相當接近的國家,也可能采完全迥異的法律類型。但這是否就表明法律與地理環境之間的復雜關聯在主權國家的范圍內完全消弭了?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國家制定法之外大量存在的習慣、習俗等填充了因法律之無差別而致的現實空洞。在這方面,國家主權的限制和影響就比較弱了。人類學的一些研究很早就已表明,即便是在早期社會,我們也很容易找到不同區域和地方規則接近和相近的地方,這在結構主義、功能主義的論述框架下表現地非常清楚。而對于因種群等提出的法律個別性請求,更多情況下被看作一種政治要求,通常都會受到諸多限制。不過要注意的是,當自然環境空間對人的作用方式發生改變時,空間與法律之間的關聯則可能表現出來的是曾經的差異空間向勻質空間的轉變,進而帶來法律規范上的趨同,這比較典型的是全球化的影響。

這樣的列舉肯定還能列出很多,那么我們可否抽象出更為一般的幾個問題,以來進一步闡明法律地理學之于我國的意義?

(二)法律地理學的中國價值

宏觀上,法律地理學的研究無外體現在“空間對法律”、“法律對空間”、“空間-法律相互影響”,以及“第三域”等四個方面。貝內特與萊亞德在他們最近的論文中指出法律地理學關注的實質上是關于人、地、法(people,place,law)之間的關系。〔[91]〕作為較早進行法律地理學研究的學者,布瑞弗曼、布隆里、德萊尼、柯達爾等人在2014年一本有關法律地理學研究新方向的書中指出,未來的法律地理學需要在兩個大的方面著力,一是權力與時間;一是空間與法律。〔[92]〕更進一步而言,法律地理學的未來發展,首先是更多區域的研究者加入進來,形成更多的相關研究。另外,就目前的研究力量來看,主要是在大學教授地理學與法學院中持“社會—法律研究”(socio-legal studies)方法及專事比較法研究的學者。相對而言,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中的研究貢獻還比較有限。其次,還是在于尋求前述有關法律地理學發展困境的新路徑。具體研究的展開,主要的還是法律地理學關涉問題的發現。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發現:一方面法律地理學研究受“社會-法律研究”影響還是很大。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社會/法律,還是社會學/社會理論的不斷發展變化,都必定對法律地理學產生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即便是法律地理學能夠找到自己最終獨立的研究對象和議題,其最終還是無法離開我們對于“法律”與“空間”各自的典型研究。略需注意的是,這兩個層面的問題主要是自西方社會語境來討論的。申言之,在我國的語境下可能會更復雜一些。首先,我國社會、理論界對法律的理解在側重點上較之西歐社會還是有其不同;其次,就空間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其很重要的一個基礎即是自城市出發;但顯然地,盡管我國的城鎮化建設有了長足發展,但還無法說其就是一個城鎮社會。再次,就討論這兩個問題的整體話語背景——前現代、現代、后現代這一譜系而言,在我國是斷裂的,或者是突然駛入的。而就有關法律地理學之問題意識或者問題域之于我國的當下的一些可能疑惑,上文已有一定的闡述。但這并不是說法律地理學對于我國是一個無意義的問題,筆者認為首先還是這一研究的一種經典類型——城市研究。除此之外,以下幾個方面都很有意義:

  1. 大國司法問題。這在文首有關“尼江問題”的討論中已有提及,這其中的一個方面即司法之地方性(非地方化)。盡管從法制統一化的角度來看,司法之地方性并不成其一個問題;但客觀上法律在實際的應用過程中還是會隨地域、區域等的差異而表現出相應的地方特征。〔[93]〕在這方面,很值得借鑒的是區域研究(region studies)方面的經驗。
  2. 我國司法中的城鄉差別問題。無論如何強調城鎮化的作用,也無論看待今天我國鄉村社會的發展,都無法忽視的有關鄉村社會的法律問題。在當前,相當有市場的一股力量認為,目前我們的立法、司法,以及法律研究最主要的還是要關注城市的問題——因為這代表了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但現實卻并非如此。如果沿著前述思路,那么這里的城市、鄉村法律問題終究還是會回到“中心-邊緣”的角度去。這種思考進路需要反思,因為鄉村之發展并不必然要以成為次城市為目的,社會之發展也并不一定是要徹底“消滅”農村。由此,相應地,在處理城鄉關系上、在對農村的發展上需要要有一定的法律予以調整。對此,這并不是要刻意表達一種“鄉愁”情節。

同樣以列斐伏爾為例,盡管他是以其城市研究而著稱于世,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他曾專注于有關鄉村的研究——“在二戰后的一段時間里,列斐伏爾試圖闡述出一種‘鄉村社會學’。這種‘鄉村社會學’,既要直面‘土地問題’在全球各種社會轉型中的中心位置,又要考慮伴隨資本積累加劇,鄉村生活所經歷的各種時空矛盾,以及,考慮城鄉劃分的消逝。正是在其鄉村研究的語境中,列斐伏爾構想出了一系列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概念……但是,列斐伏爾放棄了該‘鄉村社會學’的計劃,這,幾乎就等于承認,‘城市革命’已經把鄉村變得面目全非。”〔[94]〕但在我國農村問題之特殊性卻是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

  1. (資本)社會發展過程中空間擴展的法律問題,這主要涉及的是諸如征地拆遷以及城市人居、公共資源(如自行車道、廣場、公園等)等方面。在這方面,比如空間之變化對法律的影響,反之法律之出臺對空間的影響。對于這一問題,與下面第4點相關,即空間與法律之間的正常關聯,則可能因為特權等方面的原因而發生變異。生活中不乏下面的例子,一方面種種的空間生產問題往往因為既定法律而爭議擱淺;另一方面,一些情形下的空間擴展又視法律為敝履,法律頻頻被突破。對于正在邁向法治軌跡的我國來說,一個更值得憂思的地方尚不在于這種因空間之變化與不同而帶來的司法差異;而是法律與隨時、單方政策之間的錯亂適用。
  2. 司法資源的分配與利用。法律、司法資源在理想狀況下,是應該得到公平之利用以及公平的適用的,但現實中,在不同的空間情景中,法律和司法資源的配置可能出現一定之偏差,甚至形成不公。法律及司法資源不應只為某些人所服務;法律及司法的懲罰功能也不應只加諸于部分人。〔[95]
  3. 擬真網絡社會空間與法學研究關系的探討。〔[96]
  4. 法學思考方法的豐富問題。學者汪民安講:“列斐伏爾的偉大著作告訴我們,空間不僅僅是一個中性的容納器皿,它還有其強烈的主動的生產性。空間的變化,可能導致社會的變化。沒有什么比當前中國的空間戰爭更多地體現了這一洞見了。?”〔[97]〕我們要做的是何以防止法律不會淪為一種工具,進而成為空間生產之“幫兇”——透過法律的空間生產,形成對社會生活之“無意”宰制。〔[98]〕或者空間調整變化與法律之間的張力,這比如治理霧霾與限行、關停工廠等。在這一點上,實際上前述德萊尼、布隆里的理論努力已經有了很好地揭示。

 

 

對于法律地理學的發展,盡管有學者早已提出超越“法律與地理”,并開出了若干新嘗試;但客觀地說,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其未來潛力仍然影響有限。即便是放棄要么是自法律、要么自地理這種被當下法律地理學者所批評的狹隘研究視角,法律地理學的研究仍然沒有找到自身非常明確的研究領域并像法律經濟學那樣不斷開疆拓土。〔[99]〕對法律地理學而言,其要完全跳脫出法律與地理的限制并進而重新闡釋有關法律和地理的定義這是非常困難的。以前述德萊尼的“規范圈”研究而言,盡管他有著從根本上建構法律地理學理論框架的雄心,但是就整體的闡釋力和影響力而言,實際上還是無法支撐起全新的法律地理學研究圖景。考察法律地理學的發展進程,它在思想根源上大量受20世紀60、70年代人文地理學及法學研究的思潮的影響,但比較明顯的是無論是自那個時候興起的批判法學運動還是馬克思地理學及如女性地理學等激進人文地理學都不斷受到后來思潮的沖擊和挑戰。然而,法律地理學并沒有在其最初依賴的思想資源式微后找到更有力的思想基礎。〔[100]

從空間的角度而言,法律地理學比較困難的是,它無法如當下人文地理學、或者空間轉向的社會理論那樣,主要是將空間限定在社會空間的范疇內,而是要同時要兼顧兩種在旨趣上差異極大的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而就法律的角度,無論如何,作為一種制度,法律不只是平面的、即時性的,它還是歷時性的。是故,空間也只能成為或者僅能成為理解法律的一維。法律地理學的興起,固然是看到了法律認識(展開)過程中的空間維度的缺位、空間中事實上的法律要素以及空間與法律之間的切實關聯;但是我們還要注意到空間理論在上世紀70年代以后的轉向原因及它所突出的側面。在這個意義上,有關空間理論的這股理論本身便是一個歷史的產物。如果再拉長歷史的視野,我們會清晰的發現,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人類有時可能更為關注空間的維度、有時則是時間的維度、有時則是并重。從這兩個層面出發,或許是一種折中,但也更是一種事實,法律之思考需要空間(地理)和時間這兩個維度。只有在這個維度下,我們才不會導致現實的理想法律缺乏“根”的生長之源,也不會欠缺“空間”這個成長環境。在這個意義上,年鑒學派的方法思路、〔[101]〕休厄爾的歷時性時間理論〔[102]〕等或是值得法律地理學在長遠的發展上借鑒的。

當我們一再強調“空間”的研究重心和側重點不斷發生變化時,實際上法律之研究內容也不斷在發生變化。〔[103]〕只不過當我們在法律地理學的研究中考慮空間之社會性時還是要不斷慮及空間之自然特性。無論如何,法律地理學之成為可能,中間全賴社會這個媒介。一方面我們會說正是在社會這個人類活動的舞臺上,不管是實際上的法律還是具體的空間,才有了展開、交互的意義;另一方面,正是這個社會——與政治、經濟等相并列,帶給了法律、空間各自鮮明的時代特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空間生產在當下這個社會才成為了一個問題,亦使得法律之面目有了迥異于過去的動向。這,不能不說是現代社會的吊詭,本為社會服務的制度反被社會本身所劫持和宰制,并對人這個曾經被認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主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最后,從時空角度來看,一如學者所指出的,相對于歐美國家所走過法治之路,國內的法治建設還是有相當多的不同。具體而言,睽諸歐洲、美國法律史,其近代法院及其獨特司法文化的形成,更像是一種歷史選擇與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104]〕如果這一觀點能夠成立,那么在一種價值預設前提下的后天人力制度建構是否有可能?即便有這種可能性,我們也要意識到其中的理論挑戰。在這一點上,對于要思考我國的法律地理學進路的學者而言,是要深切注意的。即是說,法律地理學在英美諸國之發展,有其理論的自覺性和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然則盡管法律地理學所揭示的問題也同樣適用于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反思,但在具體的路徑和問題反映上卻是要有區別的。

〔[1]〕馮雷:《理解空間:20世紀空間觀念的激變》,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導言。

〔[2]〕於興中:《法理學前沿》,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頁以次。(於興中該書中關于法律地理學的文章可能是中國大陸目前介紹法律地理學研究的最早文獻;朱埡梁《法律的空間意象性》(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應為目前國內最系統論述該研究的作品)如果再往前追溯,民國時法學家吳經熊的論文“法律三度論”中曾論及“所有的法律,均在一定的領域,或對一定的人民(如游牧民族),發生效力,沒有一種法律,其效力范圍是普天下的;它的管轄權是毫無限制的”。某種意義上,這也可看做是一種法律的空間(地理)之維探索。參見吳經熊:《法律哲學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9頁。

另見朱埡梁:《法律地理學:淵源、現狀與展望》,載《學術論文》2017年第2期;張紹欣:《亟需重視法律地理學》,載《北京日報》2017年9月11日第16版;Irus Braverman, Nicholas Blomley, David Delaney & Alexandre Kedar (ed.), The Expanding Spaces of Law: A Timely Legal Geogra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2.

〔[3]〕參見[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卷),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特別是第三編。至于孟德斯鳩的觀點是否“環境決定論”,一種觀點認為:這并不是“一種粗暴的決定論”,因為其中的“因果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參見[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葛以德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8-9頁。

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鳩有關地理、環境等與法律的議題,盡管對之后法律研究的諸多方面都產生了影響,這比如法律人類學的研究、比較法學的研究等;但是頗值得深思的是卻未成為當下法律地理學研究的一個資源。不過,間接來看,當下的法律地理學研究其中的一部分即出自法人類學學者之手。參見張冠梓:《法人類學的理論、方法及其流變》,載《國外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趙旭東、張潔:《從異域到本土:中國法律人類學本土研究的現狀與發展》,載《江蘇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王偉臣:《法律人類學的認識論貢獻》,載謝暉、蔣傳光、陳金釗主編:《民間法》(第十八卷),廈門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等。

〔[4]〕另見[英]A?W.布萊恩?辛普森:《同類相食與普通法:“木犀草號”悲劇性的最后一次航程及其所引發的奇特法律程序》,韓陽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Luke Bennett and Antonia Layard, Legal Geography: Becoming Spatial Detectives, Geography Compass 9/7, 2015, pp.406–422.

〔[5]〕 參見[美]彼得?薩伯:《洞穴奇案》,陳福勇、張世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Lon Fuller,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Harvard Law Review , 62( 4), pp. 616-645.

〔[6]〕See David Delaney, The Spatial, the Legal and the Pragmatics of Place-making: Nomospheric Investigations, Routledge, 2010, pp. 61-62.

〔[7]〕參見[法]保羅?克拉瓦爾:《地理學思想史》(第四版),鄭勝華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66-170頁。

〔[8]〕 See Nicholas Blomley, David Delaney and Richard T. Ford (ed.), The Legal Geographies Reader: Law, Power and Space, Wiley-Blackwell, 2001; Jane Holder and Carolyn Harrison (ed.), Law and Ge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rus Braverman, Nicholas Blomley, David Delaney & Alexandre Kedar (ed.), The Expanding Spaces of Law: A Timely Legal Geogra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David Delaney, Legal geography I: Constitutivities, complexities, and contingenc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5, Vol. 39(1) 96–102; David Delaney, Legal geography III: New worlds, new convergenc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7, Vol. 41(5) 667–675; ?“Themed Papers: Legal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Volume 51, Issue 4, November 2013; “Special Issue: Legal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Volume 54, Issue 3, August 2016;

〔[9]〕 參見殷潔、張京祥、羅小龍:《重申全球化時代的空間觀:后現代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載《人文地理》2010年第4期。

〔[10]〕 另見宋喜群、束杰:《甘肅甘南:與群眾貼著心談 化解矛盾促發展》,載《光明日報》2014年10月23日第3版;CCTV焦點訪談也在2014年10月29日播出了“融雪車巴溝”的節目。

〔[11]〕 如馬克利、趙梅:《尼江美麗——甘南州踐行群眾路線依托雙聯行動解決“尼江”問題紀實》,載《甘肅日報》2015年8月24日第1、3版;林治波、銀燕:《從械斗到握手:甘南尼江兩村20年的死結如何解開?》,載《人民日報》2015年8月28日第18版;等。

〔[12]〕 參見朱柳笛:《“魯榮漁2682”號案宣判 5死1死緩》,載《新京報》2013年7月20日A 17版;另見最高人民法院“劉貴奪、姜曉龍、劉成建、黃金波故意殺人、劫持船只李承權故意殺人死刑復核刑事裁定書”,載中國裁判文書網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4f3a48d9-4976-420f-b7c2-a88100cb254d&KeyWord=%E5%88%98%E8%B4%B5%E5%A4%BA,最后訪問時間2018年2月9日。

〔[13]〕 參見韓寶:《各歸其位:“社會一法律研究”方法的展開》,載周赟主編:《廈門大學法律評論》(第30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14]〕 參見狄金華:《空間的政治“突圍”——社會理論視角下的空間研究》,載《學習與實踐》2013年第1期。

〔[15]〕 參見德雷克?格利高里、約翰?厄里編:《社會關系與空間結構》,謝禮圣、呂增奎等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Derek Gregory and John Urry (ed.),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Palgrave MacMillan, 1985)

〔[16]〕 何雪松:《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載《社會》2006年第2期。

〔[17]〕 胡大平:《地理學想象力和空間生產的知識—空間轉向之理論和政治意味》,載《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

另見崔繼新:《如何理解“空間轉向”概念?——以阿爾都塞理論為視角》,載《黑龍江社會科學》2014年4期;劉擁華:《社會批判理論中的空間闡釋》,載《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12期。

〔[18]〕 Phil Hubbard, Rob Kitchin (ed.), Key Thinkers on Space and Place, 2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0.這本書匯集了剛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至少66位思想家有關“地點和空間”相互差異但具意義的思想。

〔[19]〕 可參見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新版序言(1986)》,劉懷玉譯,載張一兵主編:《社會理論紀事》(第一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

〔[20]〕 參見汪原:《關于<空間的生產>和空間認識范式轉換》,載《新建筑》2002年第2期;第59-61頁。

〔[21]〕 Michel Foucault, Questions on Geography, Colin Gordon (tran.), in Jeremy W. Crampton and Stuart Elden (ed.),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Routledge, 2007, p.173.

〔[22]〕 有關的研究可參見大衛?哈維:《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全新修訂譯本),許瑞宋譯,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

〔[23]〕 有關社會理論的角色及其對社會科學等的影響,參見[英]帕特里克·貝爾特、[葡]菲利佩·卡雷拉·達·席爾瓦:《二十世紀以來的社會理論》,瞿鐵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55頁以次。

〔[24]〕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 Wiley-Blackwell, 1992.

有關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一書的影響及意義,參見劉懷玉:《<空間的生產>若干問題研究》,載《哲學動態》2014年第11期。

〔[25]〕參見劉懷玉:《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化解釋:以列斐伏爾為個案》,載《河北學刊》2005年第3期。

〔[26]〕“列斐伏爾認為社會空間包含三種內涵:感知的空間、認知的空間與生活的空間。感知的空間是人們作為‘游客’所體驗的空間;認知的空間是專家通過邏輯思考得出的空間;生活的空間是人們作為居民所獲得真實的、混合的生活體驗;其不僅對人們的行為進行約束,更能夠促進創新產出。”參見饒富杰:“中國城市棚戶區,究竟該如何改造”,澎湃新聞網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4388,最后訪問時間2018年3月26日。

〔[27]〕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列斐伏爾的學生索賈的作品中找到答案。參見愛德華? 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16、129頁。

〔[28]〕某種意義上,我們說列斐伏爾空間研究很重要的一個背景就是針對所謂之城市研究,城市文明在歐洲社會發展中的特殊性,與中國社會還是有所差異。參見[美]劉易斯?芒福德 :《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嶺、倪文彥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黃洋、付昱:《歐洲中世紀城市的興起與市民社會的形成》,載《探索與爭鳴》1998年第2期;等。

事實上,列斐伏爾本人就發表過包括《城市革命》在內的很多研究城市問題的作品。而列斐伏爾的學生以及深受列斐伏爾影響的學者比如哈維、索賈等都發表有不同的關于城市研究的著作。(Cf. H. Lefebvre, La Re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1970; 朱文健:“‘城市的權利’:一種城市空間重塑的策略”,《住區》2015年第2期;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revised editi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David Harvey,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Verso, 2013; Edward W.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Verso; 2011; Edward W. Soja,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Edward W. Soja,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Wiley-Blackwell, 2000; Edward W. Soja,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所謂之法國的“五月風暴”是理解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的一個重要背景。參見大衛·哈維:《列菲弗爾與<空間的生產>》,黃曉武譯,載《國外理論動態》2006年第1期;汪民安主編:《生產:“五月風暴”四十年反思》(第六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9]〕M. 福柯:《另類空間》,王喆譯,載《世界哲學》2006年第6期。“另類空間”是福柯1967年的一次講演,發表則是在1984。與大陸“另類空間”這一翻譯略有不同并廣為引用的是臺灣陳志梧的譯本“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下文(脈絡)”。需說明的是,有學者經過考證,發現陳譯系誤譯。(參見米修?副寇:“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下文(脈絡)”陳志梧譯,載夏鑄九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225-233頁;羅敏:《<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的翻譯出版考察》,載《外國語文》2013年第4期)

亦見狄金華:《空間的政治“突圍”——社會理論視角下的空間研究》,載《學習與實踐》2013年第1期。(“就在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發表不久,福柯就作了《地理學問題》的著名訪談,由此開啟了其對空間持續的‘著魔’。福柯坦言,由于其對空間問題的興趣,其在《詞與物》中使用了大量的空間隱喻,如位置、移位、地點、區域、領土等。雖然這些隱喻是由其所研究的對象而不是由福柯本人所提出來的,但其確實由此展現了空間技術背后的權力生成圖式。福柯認為,在中世紀,空間是一個被分為等級的場所的集合體:圣地和非宗教的場所,被保護的場所和與其相反公開的、無防守的場所,城市的場所和農村的場所。這種中世紀‘定位的空間’被福柯轉向為‘權力的空間’。對于福柯而言,空間即是權力、知識等話語,其是轉化成實際權力關系的關鍵”)

〔[30]〕 哈維曾總結過一個有關空間潛在涵義的3×3矩陣。參見[美]大衛?哈維:《作為關鍵詞的空間》,付清松譯、胡大平校,載陶東風、周憲(執行)主編:《文化研究》(第10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頁。

當然,對于這種觀念變化是否能稱之為庫恩的“范式”,這是有爭議的。比如克拉瓦爾就指出:“地理學史并非由范式的演替所形成,它是循著一個核心經驗發展出來的不同觀點;以不同的尺度來解讀空間分布……”。參見[法]保羅?克拉瓦爾:《地理學思想史》(第四版),鄭勝華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頁。

〔[31]〕 [美]理查德?皮特:《現代地理學思想》,周尚意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6頁。

〔[32]〕 比如[英]多琳?馬西:《保衛空間》,王愛松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Allen J. Scott (ed.), Global City-Regions:Trends, Theory,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3]〕 參見童強:《空間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2頁以次。

〔[34]〕 參見[法]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載王志弘譯,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頁以次。

〔[35]〕 國內有關這方面的一個批評研究可參見王豐龍、劉云剛:《空間生產再考——從哈維到福柯》,載《地理科學》2013年第11期。

〔[36]〕 馮雷:《理解空間:20世紀空間觀念的激變》,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

〔[37]〕 如張杰:《中國古代空間文化溯源》(修訂版),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武廷海、張能、徐斌:《空間共享: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城鎮化》,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

〔[38]〕 盡管今天人們已經不太贊同孟德斯鳩法律與氣候關系的學說,但當下的人們并沒有比這位三百多年前的前輩走太遠。關于孟德斯鳩著述的重要意義,參見[英]伯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馮克利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92頁。

〔[39]〕 這樣說,或許對列斐伏爾是不公平的。實際上在他的論述中,他有比較明確地講到他的社會空間與之前的如自然環境地理空間之間的關系的,只不過后者已經被前者所吸收。但這對于不太了解列斐伏爾空間思想軌跡的讀者以及在將列斐伏爾的空間思想借用到法律地理學的研究時,還是需要注意。

〔[40]〕 參見孫中偉、王楊、田建文:《地理學空間研究的轉向:從自然到社會、現實到虛擬》,載《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14年第6期,第112-116頁。

〔[41]〕 馮雷:《理解空間:20世紀空間觀念的激變》,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亦見馮雷:《當代空間批判理論的四個主題——對后現代空間論的批判性重構》,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42]〕[德]康德:《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李明輝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年版,第13頁。

〔[43]〕這方面的研究比如阿維沙伊·馬加利特有關體面社會及瑪莎·C.納斯鮑姆關于正義問題的思考。參見[以]阿維沙伊·馬加利特:《體面社會》,黃勝強、許銘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美]瑪莎·C.納斯鮑姆:《正義的前沿》,陳文娟、謝惠媛、朱慧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44]〕結合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成書的年代,我們是否可以做這樣的理解:作為西方馬克思的左翼代表學者,列斐伏爾等人是否已經放棄了透過資本主義自身克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想法,而是寄希望于其他異質文明。

〔[45]〕有關空間與文化之間的關聯,可參見黃繼剛:《空間的迷誤與反思:愛德華·索雅的空間思想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關于“文化”的意義,可參見[法]丹尼斯?庫什:《社會科學中的文化》,張金嶺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46]〕參見[美]理查德?皮特:《現代地理學思想》,周尚意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337-340頁。

〔[47]〕張品:《人文地理學與社會學空間研究的比較分析:共識、差異與共同問題》,載《理論與現代化》2013年第4期,第48-52頁。

〔[48]〕 See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 Wiley-Blackwell, 1992, p. 38.

〔[49]〕 參見[法]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王志弘譯,載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頁。

〔[50]〕 法律的保守性在大量的關于法律歷史的作品中都有所體現;他方面,將法律作為一個文本來解讀的話,從其歷史發展的軌跡中也可以體現出來。將法律作為一個文本來解析受羅崗、李蕓“作為‘社會主義城市’的‘上海’與空間的再生產——‘城市文本’與‘媒介文本’的‘互讀’”(《熱風學術》(第四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的啟發。

〔[51]〕 Yishai Blank, Issi Rosen-Zvi, Introduc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Social Theory, Hagar Studies in Culture Polity & Identities, 2010.

〔[52]〕 See Andreas Philippopoulos-Mihalopoulos, Law’s Spatial Turn: Geography, Justice and a Certain Fear of Space, Law, Culture and the Humanities, Vol. 5, 2010.

當然這要視如何來理解“空間轉向”的涵義,有一種觀點即視大量的關于空間-法律研究著作的產生、專門的學術會議討論等為所謂“空間轉向”。See Irus Braverman, Nicholas Blomley, David Delaney & Alexandre Kedar (ed.), The Expanding Spaces of Law: A Timely Legal Geogra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7.

另見譚俊:《法學研究的空間轉向》,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年第2期。

〔[53]〕 結合目前空間-法律研究的最新動向,無論是自空間來看法律還是從法律分析空間這種典型的二元論方法都需要超越。對于法律地理學者來說,并不滿足于這種單線研究,而是希望通過空間-法律這一獨立域來發掘全新的問題意識。換言之,這種新的問題雖然關涉空間和法律,但卻是任一主要圍繞空間或法律而展開的研究所無法完成的。退一步,對于法律地理學的研究而言,這種空間-法律研究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別于“法律與某某”的研究,因為在法律地理學的視野下,還是希望能夠喚起人們對法律較新的認識,這種認識不只是對一些現象的表層描述,而是希望透過此來指出我們固有法律分析方法的局限以及對法律本質的再認識。

〔[54]〕 這種情景地法律理解,我們似乎比較容易在布萊尼在有關規范空間,布隆里給法律“加括號”等理論構建中找到影子。某種意義上,這種思考范型還是來自于社會學有關“述行理論”的研究。

〔[55]〕 See Irus Braverman, Nicholas Blomley, David Delaney & Alexandre Kedar (ed.), The Expanding Spaces of Law: A Timely Legal Geogra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

〔[56]〕 這從近15年來出版的3種比較典型法律地理學論文集的研究內容中就可以看出。See Nicholas Blomley, David Delaney and Richard T. Ford (ed.), The Legal Geographies Reader: Law, Power and Space, Wiley-Blackwell, 2001; Jane Holder and Carolyn Harrison (ed.), Law and Ge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rus Braverman, Nicholas Blomley, David Delaney & Alexandre Kedar (ed.), The Expanding Spaces of Law: A Timely Legal Geogra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57]〕 參見[德]托依布納:《社會理論脈絡中的法學與法律實踐》,紀海龍譯,載《交大法學》2015年第3期;高宣揚:《盧曼社會系統理論與現代性》(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58]〕 於興中:《法理學前沿》,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149頁。

〔[59]〕 See Nicholas Blomley, Law, Property and the Spaces of Violence: the Frontier, the Survey, and the Grid,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3 (1), 2003, pp. 121–141.

〔[60]〕 Andreas Philippopoulos-Mihalopoulos的法律景觀(lawscape),是他在闡述城市與法律研究時創造出的一個新詞。這一新詞出現在Andreas Philippopoulos-Mihalopoulos為其2007年主編的論文集《法律與城市》的導言中,他指出這一新術語的意義在于提醒讀者注意,城市與法律的研究重點在“與”(and)這個連詞上,而不只是城市、法律的重疊。See Andreas Philippopoulos-Mihalopoulos, Introduction: in the Lawscape, In Andreas Philippopoulos-Mihalopoulos (ed.), Law and the city, Routledge-Cavendish: Abingdon, 2007, pp.1–20.

〔[61]〕 See David Delaney, The Spatial, the Legal and the Pragmatics of World-making: Nomospheric Investigations, Routledge, 2010, pp. 27-33.

﹝[62]﹞參見[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劉毅、張陳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Robert M. Cover , The Supreme Court, 1982 Term – Foreword: Nomos and Narrative, Harv. L. Rev , 97(4), 1983-1984, pp.4–68.

〔[63]〕 David Delaney, The Spatial, the Legal and the Pragmatics of World-making: Nomospheric Investigations, Routledge, 2010.

〔[64]〕 參見於興中:《法理學前沿》,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頁。

〔[65]〕 參見吳寧:《列斐伏爾的城市空間社會學理論及其中國意義》,載《社會》2008年第2期。

〔[66]〕 張世明教授在這方面的研究頗值得關注,參見張世明:《法律、資源與時空建構:1644-1945年的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7]〕 參見崔天興:《“地方”:被遺忘的空間秩序》,載《光明日報》2016年9月9日第8版;張曉鳴:《論哈維對海德格爾“地方”思想的一次學術建構》,載《人文地理》2013年第6期,第29-35頁。

〔[68]〕 [美]理查德?皮特:《現代地理學思想》,周尚意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6頁。

〔[69]〕 狄金華:《空間的政治“突圍”——社會理論視角下的空間研究》,載《學習與實踐》2013年第1期。

吳飛:《“空間實踐”與詩意的抵抗——解讀米歇爾·德塞圖的日常生活實踐理論》,載《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參見宋秀葵:《段義孚的地方空間思想研究》,載《人文地理》2014年第4期;

另見[美]理查德?皮特:《現代地理學思想》,周尚意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6-67頁;[英] 薩拉·L.霍洛韋、斯蒂芬·P.賴斯、吉爾·瓦倫丁編:《當代地理學要義:概念、思維與方法》,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32-166頁。

〔[71]〕 最近的一個評論性研究可參見David Delaney, Legal geography II: Discerning injusti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6, Vol. 40(2) 267–274.

〔[72]〕 [美] 愛德華·W.蘇賈:《尋求空間正義》,高春花、強乃社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頁。

〔[73]〕 Andreas Philippopoulos-Mihalopoulos, The Movement of Spatial Justice, Mondi Migranti, 2014(1), pp.7-19; Andreas Philippopoulos-Mihalopoulos, Spatial Justice: Body, Lawscape, Atmosphere, Routledge, 2015.

〔[74]〕 比如[德]奧古斯特?勒施:《經濟空間秩序——經濟財貨與地理間的關系》,王守禮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75]﹞參見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6]﹞如趙一凡:《從胡塞爾到德里達:西方文論講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

〔[77]〕See Mariana Valverde, Chronotopes of Law: Jurisdiction, Scale and Governance, Routledge, 2015.

國內的研究可參見李勇:《於興中教授做題為“時空體與法律的局限性”的講座》,載西北法學理論網http://xbjuris.nwupl.edu.cn/newshow.asp?id=632,最后訪問時間2018年3月13日。

〔[78]〕 參見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2007年版;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79]〕 [美]哈羅德·J.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第一卷),賀衛方、高鴻鈞、張志銘、夏勇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80]﹞ 參見[德]阿圖爾?考夫曼:《法律哲學》(第二版),劉幸義等譯,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81]〕 參見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82]〕 參見劉思達:《美國“法律與社會運動”的興起與批判——兼議中國社科法學的未來走向》,載《交大法學》2016年第1期。

〔[83]〕 Nicholas Blomley, Disentangling Law: The Practice of Bracketing, Annu. Rev. Law Soc. Sci. Vol. 10, 2014, pp.133–48.

〔[84]〕 Michel Callon, Laws of the Markets, Wiley-Blackwell, 1998.

〔[85]〕 參見蘇力主編:《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3卷 第2輯,“邊疆的法律”專號),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蘇力主編:《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4卷 第1輯,“法律的邊疆”專號),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86]〕 [美]勞倫斯?弗里德曼:《二十世紀美國法律史》,周大偉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14-521頁;[美] 科馬克·卡利南:《地球正義宣言:荒野法》,郭武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

〔[87]〕 參見郝景芳:《孤獨深處》,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

〔[88]〕 [美]勞倫斯?弗里德曼:《二十世紀美國法律史》,周大偉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93頁。

〔[89]〕 如果是從伯林的角度看去,文化多元主義可能較之文化相對主義更確切一些。參見馬華靈:《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伯林與施特勞斯的思想爭論》,載《學術月刊》2014年2期。

〔[90]〕 對此可參見[法]帕斯卡爾:《思想錄:論宗教和其他主題的思想》,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37-138頁。

〔[91]〕 See Luke Bennett and Antonia Layard: Legal Geography: Becoming Spatial Detectives, Geography Compass 9/7 (2015), pp.406–422.

〔[92]〕 See Irus Braverman, Nicholas Blomley, David Delaney & Alexandre Kedar (ed.), The Expanding Spaces of Law: A Timely Legal Geogra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2-18.

〔[93]〕一個研究可參見肖建飛:《社會地理空間差異下的家事訴訟》,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94]〕 這段文字摘自2013年10月15日阿爾伯特?托斯卡諾(Alberto Toscano)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從‘鄉村社會學’到‘城市革命’:列斐伏爾的當下意義”講座海報。參見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網站http://www.si-mian.org/lectureDetail.asp?newsId=551,最后訪問時間2018年1月27日。

〔[95]〕 參見顧培東:《我的法治觀》,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172頁。

〔[96]〕 參見於興中:《網絡空間法律與秩序》,載《法制日報》2018年3月13日第10版;胡凌:《探尋網絡法的政治經濟起源》,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See also Manuel Castells,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97]〕 參見汪民安:《對豐裕痛苦的敏銳洞察》,載《新京報》2015年4月4日B10版。

〔[98]〕 參見汪民安:《空間生產的政治經濟學》,載《國外理論動態》2006年第1期。

〔[99]〕 關于法律經濟學歷史及其發展的簡要介紹,參見[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第六版),史晉川、董雪兵等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頁。

〔[100]〕 一定意義上,即便是在今天,地理學同樣可以提供宏闊的理論視野和深刻的闡釋力。退一步,即使法律地理學無法最終成形脫離“法律”與“空間”的獨立研究對象,但在反思和檢討比較缺乏自身獨立方法的法學來說,地理學本身的洞察力無疑是非常有幫助的。在最終的研究上,涂爾干的理想也許是值得追求的。(“他抱負遠大,要在所有維度與視角下,通過所有的社會形式,去理解社會。”參見[法]丹尼斯?庫什:《社會科學中的文化》,張金嶺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32頁。)至于包括法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方法上解讀、解釋傳統檢討,可參見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第二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6-17頁)。

〔[101]〕 參見[法]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魯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亞:《19-20世紀法國史學思潮》,顧杭、呂一民、高毅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102]〕 [美]小威廉?H.休厄爾:《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朱聯璧、費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03]〕 參見張乃根:《西方法哲學史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04]〕 參見[愛爾蘭]約翰? 莫里斯?凱利:《西方法律思想簡史》,王笑紅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德]烏維·維瑟爾:《歐洲法律史:從古希臘到<里斯本條約>》,劉國良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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