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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如何經驗地研究中國司法

[摘要] 一晃博士畢業已經13年有余,現在回過頭再來看自己的博士論文,是否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我不敢判斷。這次受邀與學界同行分享研究的心路歷程,仍舊不免忐忑。特別是讀者中還有很多法學以外的同行與同學,有必要先做一些說明:一是我雖曾在社會學系做過博士后,學習過法律人類學,但本碩博的訓練是在法學院。因此,在法學院所做的法律社會學,與社會學系的法律社會學會差異較大。這是跨學科研究普遍存在的問題,可能還會彼此看不慣。二是我的博士論文并沒有全部出版,專著的底子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過刪除和增加以后的博士后出站報告。而最近又根據這10年來的相關研究,重新編排結構和內容,準備再出新版。三是博士畢業很多年,已經不太記得當時寫作的細節。好在2013年我曾在第一屆社科法學研習營上談過類似內容,現在征得石頭君同意和建議,就在那次講稿的基礎上進行了修訂更新。也因此這篇文章仍免不了留有當時所講的痕跡,請同行與同學見諒。

一、題外話

1980年代初,費孝通先生為恢復重建社會學學科,延攬國內外師資,在南開大學舉辦了社會學專業班。目前社會學界很多知名學者,均出自該班。今天在云南大學法學院王啟梁教授的努力之下,我們這些老師一起合作舉辦了第一期“社科法學”研習營。舉辦研習營的目的,就是激發諸位的研究興趣,大概10多年以后,在座諸位中能夠出現學術研究中的佼佼者。

對于法學界以外的同行來說,我得先解釋一下社科法學的內涵。社科法學,英文即law and social sciences,可以稱為法律的社會科學研究、法律和社會科學或法律社會科學,簡稱“社科法學”。社科法學強調的是以法律現象為中心,運用包括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等多學科在內的方法,進行因果關系的解釋。當然,就每個學者個人而言,研究訓練是有特定的知識偏好的,但需要同時對其他方法也持有開放態度。例如,我本人做法律社會學,但在分析特定問題時,如果用其他方法能夠更好解釋,我也不排斥。

作為晚近十多年來社科法學研究的親歷者,我還是要再多說兩句。2004年,我博士畢業以后,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做編輯,得到前輩編輯的指點幫助。后來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的提議下,《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和北大法學院一起合辦了“法律和社會科學”的第一次會議。2005年,我去北大社會學系做博士后,又與人類學家朱曉陽教授牽頭,在2006年,舉辦了“法學與人類學對話”即“法律和社會科學”的第二次會議。 我也是在那時才開始和王啟梁、賀欣(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尤陳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汪慶華(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等諸位教授認識。他們那時才剛剛出道,甚至還未出道。

經過這么多年,社科法學研究慢慢形成了氣候。有實力的研究者越來越多,而且還都成為學術上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很難得,因而也就逐漸形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學術共同體。[1]這個學術共同體,有自己的學術刊物——《法律和社會科學》[2],自己的“法律和社會科學”學術年會,現在又有了社科法學研習營,成立了“社科法學連線”這樣一個學術共同體。可以說,社科法學研究已經常態化和制度化了。這是好事,這樣才能吸引更好的學生加入。

二、已有研究的回顧

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法律社會學,旁及一點法律人類學和法律經濟學。目前的研究領域主要分三塊:法院研究、政法研究和法學的知識社會學研究。由于博士論文就是做法院研究。因此,這里主要和大家分享如何做法院的經驗研究。

我做法院的經驗研究,當然是受到前人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影響。從當代中國的法律社會學發展歷程來看,[3]1980年代的法律社會學研究,主要側重于理論建構。真正開始經驗研究,還是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當時包括夏勇、蘇力、賀衛方、高鴻鈞、張志銘、鄭永流等,都在嘗試做一些經驗研究。[4]但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這批學者多數都不做了。這或許與他們的興趣發生轉移有關系。而仍然在堅持做的同輩學者中,典型的就是蘇力。蘇力的研究集中于基層司法,在他的影響下,強世功、趙曉力等人也參與研究之中。[5]但他們兩位后來也轉向了。剩下的年輕一輩堅持做到今天的,就剩下目前賀欣了。[6]我比賀欣晚幾級,算是趕上了末班車。

可以說,在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初期,中國法學的學術讓人感覺到是有一個小爆發的,而且主要集中于司法制度研究。蘇力的《送法下鄉》這本書剛出版,而且引發比較大的學術討論。我那時還在讀碩士,覺得有興趣但深感沒有研究底子,但還是下定決心考到北大。所以,現在做法院研究,還是受到那個時候的影響。不過,我還是想拓展司法研究領域,不想接著蘇力的工作去做基層司法。這并不是說基層司法沒什么好做的了。實際上賀欣還在做,而且是更細致深刻。可能是因為感覺自己可能做不到細致深刻,所以才換新領域。比如,博士階段去做政法委員會的研究,現在還在做,后來的博士論文則是研究最高法院。

不過,有人還是會批評,為什么搞法律社會學(法律社會科學)的都專注于司法呢?可以這樣來看,首先司法研究已經不再集中于基層司法研究了。研究已經大大拓展,例如,賀欣研究司法財政、審判委員會、婚姻案件等等,而艾佳慧則研究法院管理,汪慶華研究行政訴訟,唐應茂研究法院執行,黃韜研究金融司法。[7]而且,還有很多問題沒有研究。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還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司法研究中。

另一方面,法律社會學也要拓展,從司法拓展到執法和立法。現在張永和、王啟梁和陳柏峰等人已經開始研究執法了。[8]以后還得去做立法的社會科學研究。不過,法律社會學不論是做司法、執法或立法,都需要與部門法研究聯系在一起。這是過去研究的不足,我們自己也在反省改進。要想研究深刻并且有說服力,必須結合部門法研究。

三、如何發現和拓展自己的研究

我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中國最高法院規制經濟的功能》。這個題目乍看起來是屬于法律經濟學,其實研究進路是法律社會學的。而我以法律社會學作為研究方向,也就是在博士階段才逐漸確定的。

而在碩士階段包括本科階段,我所接受的還是正統的法理學訓練,即是關注概念、原則、大詞,而對于比較前沿的多元的法律理論的了解還是比較少的。讀了博士以后,每周參加老師組織的讀書會,通過讀書交流思想,逐漸感覺到自己原有的那一套知識體系和價值觀念開始崩塌。在進行價值判斷之前,首先要進行事實分析,挖掘事實背后的因果關系。因此,對既有的理論解釋特別是權威學說,保持一種懷疑主義的態度,需要在實踐中加以驗證。

這樣一種從先驗到經驗態度的轉變,直接影響到我的博士論文的選題。不是在書本中、法條中找問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找問題。正所謂知易行難,具體選什么題目,也是經歷了一番過程。現在想來,選什么領域、什么題目,與自己的中期考核還是有關系的。

我的中期考核與很多人不一樣。導師首先會要求我列出自己所讀書包括準備讀書的目錄清單。這份書目清單也就成為導師出題的范圍。導師大概出了幾道論述題,要求我48小時交。這幾道論述題相當于幾篇小論文,最后我交上去的作業大概在3萬字左右。因為我的閱讀范圍包括司法制度,因此,出的題目就有司法制度方面的。這讓我在短時間內加以歸納提煉,既是思維訓練,也是寫作訓練。而這也直接影響到我將博士論文選題集中在司法制度的經驗研究領域。

但在司法制度的經驗研究領域,選擇做什么具體題目也是比較困難的。在當時,司法制度最流行的有兩塊:一塊是基層司法的經驗研究,蘇力教授已經做出開創性的工作。另一塊是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研究,包括是否具有違憲審查權。這在憲法學界和訴訟法學界成為研究的熱點。我當時的考慮,首先就是不跟風,所以這兩塊都不會去做。現在看來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但對于當時的我來說,那應該研究什么呢?

博士論文選題的確定,純粹是一個偶然事件。在博士二年級的某一天,具體日期我不記得了,但地點仍清楚。在北大28樓門口的報亭,我看到一份報紙名叫《財經時報》。這份報紙的頭版就刊登一則消息:中國最高法院一份判決影響全國銀行信貸資產2700億。標題十分醒目,也吸引了我。簡單看了內容之后,就覺得很興奮。

因為這挑戰了法律界對于中國最高法院判決性質的一般常識。這個常識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國是大陸法系,所以法院特別是上訴法院不像英美法系那樣,實行遵循先例原則。也就是上訴法院的判決對以后的判決具有約束力,需要被援引。中國法院的判決從來只是約束當事人,并沒有普遍的法律適用效力。即使是最高法院也不例外。但這一次最高法院的判決怎么會影響這么大,竟然影響整個銀行業信貸資產2700億。這究竟是媒體的夸大報道還是確有其事。

帶著這樣的疑問,我決定順著這份報道去研究其中提到的一個判決——“中福實業擔保案”。通過研究這個個案,我就發現最高法院所制定的政策,不僅有判決,更多的是司法解釋。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法院政策不僅僅影響訴訟過程,對沒有進入訴訟過程的其他人、利益群體和產業都會有很大的影響。通過對這個個案的細致分析,我就將問題一般化了。那就是去最高法院對社會經濟生活主要是對市場的影響。最高法院對市場的影響,可以進一步提煉為“法院規制”這個概念。這樣,題目就定為《中國最高法院規制經濟的功能》。

但個案寫作只是其中的一章,究竟如何擴展成一篇博士論文,還得做進一步思考。這主要得益于與老師的多次討論。老師給出了大致的思路,我再去具體探究是否可行,以及尋找材料進行寫作。最后博士論文的大致結構是:

第一章是最高法院規制的個案研究,引出最高法院對市場會產生影響這樣的問題。第二章就討論歷史,即在計劃經濟時代,最高法院與經濟是怎樣的關系,這樣與市場經濟中最高法院的功能形成對比。第三章是討論最高法院規制經濟的成本問題,主要是內部管理成本。例如,司法解釋是如何制定出來的,受到哪些利益群體的影響,判決是如何篩選出來的,判決能不能發揮普遍的影響力。第四章仍然是討論最高法院規制經濟的成本問題,但主要是外部協調成本。例如,在對待市場問題上,最高法院如何貫徹黨的政策,最高法院與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關系協調。第五章是進行微觀考察,分析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遇到他不懂的市場類型的訴訟,以及無法準確預測經濟后果的判決時,究竟應該如何處理。第六章是對最高法院的功能定位,也仍然是從規制市場入手展開,認為最高法院應成為公共政策制定法院。

雖然寫作中有一些法律經濟學術語,例如成本、規制,但整個研究進路實際上仍然是法律社會學的。為什么這么說,主要是基于以下幾點:一是強調對現象的觀察,從觀察中發現問題。二是關心的是政策制定的過程和實際影響。三是注重因果關系的解釋。

因為受到老師的提醒,在寫作過程中,我也比較注意各章之間的關系。即基于博士論文體系的完整性,各章之間要有一定的邏輯關系,但更重要的是,各章應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各章保持相對獨立性的好處,一是能夠避免博士論文的結構,看起來像一本教科書。很多博士論文不是從問題開始寫起,而是寫定義、性質、分類。這是非常失敗的。二是便于將來再修改,分別發表。對于像將來從事學術研究的同學來說,這樣寫博士論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博士論文代表了你的學術水平,拆開分別發表后,能夠讓更多的人讀到你的文章,評價你的文章。這樣就能夠讓你在學術界初步打開局面。

我就是這樣實踐的。在博士畢業以后,就著手修改博士論文各章,然后分別發表出來。而且是盡量將各章發表在法學重要刊物上,比如,《法學》、《法商研究》、《政法論壇》、《中外法學》、《北大法律評論》。[9]這樣,就慢慢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注意。后來,在發完博士論文大部分章節以后,我仍繼續寫最高法院的相關文章,例如寫了兩篇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文章,分別發表在《法律科學》和《法學》上。[10]2008年,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時,我又選擇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判決,因而也寫了相關文章,其中一篇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上。[11]

再后來接觸涉訴信訪,我又去研究最高法院的信訪問題。已經寫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研究最高法院訪民的心態發表在《中外法學》上。[12]所以累積下來,十年來發表與最高法院相關的文章就有十多篇。而且現在還在做法院組織法和法官法的經驗研究工作。

這說明最高法院的博士論文對學術道路之后的5-10年來說,太重要了!因為之后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延展出來的。由此也可以想到一點,在今日之學術界,你要想立得住、站得穩,首先得在某一個領域持續做下去。不能今天寫這個題目,明天另起爐灶寫另外一個,短期內可能是為了完成某個任務或項目。但長期來看,在學術上實際上是沒有收獲的。當年老師就告誡我說,你做的東西,應該是后來研究者不可繞過才行。今天這個告誡仍然沒有過時。

歸納來說,做研究特別是經驗研究,還是先要從一個點開始做起。先從不同角度研究這個點,然后從這個點逐漸拓展出去。等到你做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現,你今天做的這個研究往往還是會與過去的研究、過去的思考聯系起來。所以,作為初學者還是需要積累,需要耐心,要從小處入手,要在細致處發現自己的快樂。

四、研究方法的不斷嘗試

雖然我號稱是做法律社會學的經驗研究,但當時寫博士論文時,并沒有進去過位于東交民巷的最高法院,更不用說去最高法院做調查研究了。這主要是因為當時自己沒有關系進入到最高法院的里面。當然,我也沒想到,博士畢業后一直在做最高法院的相關研究。直到2015年有機會到最高法院做法律研修學者一年,也算是實現了自己當年想進行內部人觀察的心愿。那么,在當時,我是如何解決沒能進入最高法院,但卻能夠比較有效的進行研究的呢?

一是要培養問題的敏感力,例如,我發現中福實業擔保案的影響力,就是發現了一個好問題。但這需要知識的積累才會有感覺。二是做歷史文獻的研究。去找各種資料。至少在研究最高法院的歷史時,可以不用進最高法院,而是去北大圖書館或是國家圖書館,那里的資料是很多的。這幫助完成了關于最高法院規制歷史部分的寫作。三是去做相關調查和訪談。因為研究的是最高法院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所以就去了解受眾。想辦法去了解受到最高法院政策影響的企業、當事人,以及高級法院和基層法院。

為了了解中福實業擔保案,我去找中國建設銀行的同學,拿到涉及2700億元的銀行寫給最高法院的函件。后來又去找處理銀行不良貸款公司的朋友,訪談到不少有用的東西,獲得一些有用的資料。因為還有同學在地方各級法院,所以也向他們了解最高法院政策對他們的影響。這樣,盡管我沒有去過最高法院,但去調查訪談哪些受到最高法院影響的機構和人,這樣博士論文還是寫出來了。因為我關注的只是政策對社會的影響,而不是去研究政策是如何制定出來的,所以,這種角度的研究,在你很難進入的情況下,是可以做得出來東西的。

另外,在整理博士論文思路時,雖然研究方向是法律社會學,但寫的題目卻是法院規制。因此,也在考慮是否可以運用法律經濟學來分析。所以,就開始自學科斯的幾篇文章,例如,《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13]不過當時也是研究不深,只是初步掌握了交易成本的概念,然后延展出來去分析法院制定政策的成本。而在分析法官的知識來源時,則是運用了西蒙的有限理性的概念。所以,從那個時候起,我發現即使是做法律社會學,運用法律經濟學的一些知識方法也是不沖突的。后來,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任教時,我還專門開設了“法律經濟學”課程。

2005年-2007年,因為做博士后的緣故,開始接觸人類學。在此之前我對人類學的了解是比較少的。進站的時候,記得高丙中老師——他是北大人類學專業的負責人——和我談到,法學是個大學科,但對人類學的引介和應用是比較少的。所以希望我進來后,能夠將人類學的知識方法引入到法學中。進站以后,我主要是跟著朱曉陽老師合作,他是做法律人類學的。

2006年的暑假,朱曉陽帶著我和他的學生去了云南做林權的田野調查。這是一次感受強烈的實踐。過去我也做過調查,但因為自己是法學轉身出身,所以感覺很難到位。但那一次是和做人類學的老師一起去,學到了不少東西,包括學習怎樣進入,以及怎樣去發現新問題。所以,對人類學這一套東西有所了解以后,我就開始在法院研究中加以嘗試做田野。這主要體現在涉訴信訪的研究中。

從2009年1月開始,我就經常去最高法院的信訪辦,不過很少進去,因為主要是做訪民的訪談。當然,很少進去也是有客觀原因,因為沒有申訴材料,門口的保安不讓我進去。只是偶爾溜進去過兩次,更多的是站在門口與各類訪民交談。這也倒好,不是去做規范制度層面的研究,而是去研究他者(others),理解他者。了解他們為什么和我們不一樣,從他們來反觀現代法治的潛在問題。一直到現在,我去了很多次,每次都有新的發現和體會。這在人類學上稱之為回訪(revisit)。因為我知道要對涉訴信訪有深入研究,長時期的觀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現在還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比如經驗的分析信訪和再審之間的關系。

五、法律的經驗研究展望

不過,總的來說,我的經驗研究還是以定性研究方法為主。當然,自己也做過相關研究,從數據分析中發現問題。[14]所以,這里還想講講經驗研究和實證研究、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一些問題。

很多時候,大家會把經驗研究和實證研究混同使用。但嚴格來講,實證研究是科學主義的,比如假設驗證,你要保持中立,要主客兩分,要嚴格地確定樣本的代表性。由于我們在座的同學特別是法科同學,多數沒有受到科學訓練,大部分不太可能做實證的傳統研究,而是做定性研究,因為實證的趨勢是做定量。所以,大家也應該去學習定量的東西。

就目前來看,我的偏好慢慢地有點闡釋的味道。這實際上是從格爾茨那條路過來的,就是堅持主客不分,我們就到那個地方,我們參與觀察,我們理解它,我們也會通過它理解我自己,我也不會把它作為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

有的同學可能會講,你看到東西,你把它寫出來,但這寫出來的不一定是真相。可以這樣來看,因為我們是寫文化,這個寫本身要包含我們作為研究者本身的理解,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相互交流的過程,最后呈現出來的東西,比如一項民俗,不一定就是真實的,因為不是拍紀錄片,而是要進行重新的書寫。所以,我們這個經驗研究可能需要做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往闡釋的那個方向去做,就是格爾茨的傳統。

當然,布洛維在他的《公共社會學》書里面,提到拓展個案研究法(extended case study),[15]朱曉陽也專門利用延伸個案去做他的小村研究。[16]布洛維提出一個折中的辦法,他說,因為實證研究完全是中立的,原先是把這個對象客觀化,還要求這個樣本的代表性,而闡釋的這個傳統又強調主客不分,你很難看出哪個是你獲得的真實信息,所以他就提出了“反思性科學”。所謂“反思性科學”,其實就是對于闡釋研究的問題進行修正,因為闡釋研究可能會受到外界的影響,因此,他把闡釋傳統中的研究不足加以修正,這樣的話才可以與實證研究相抗衡。

歸納來說,學術研究中,存在兩個不同的傳統,一種是闡釋的傳統,一種是實證的傳統。但不管怎么講,一個好的研究,不管是闡釋的研究(interpretation),還是實證的研究(explanation),這兩種研究其實都是要去解釋一個事件,一個問題的因果關系。所以,對于做法律的經驗研究的人來說,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文本,而要考察文本背后的因果關系。

一個好的研究是真正能夠把這個因果關系呈現出來的研究,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怎么樣去呈現這種因果關系,只是傳統的法律社會學是很難做到的。所以,需要將法律社會學拓展到法律和社會科學,或稱社科法學。這是用社會科學的方法或者是說用跨學科方法來研究法律問題。這就需要把人類學的、經濟學、認知科學的研究傳統都加以運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用這樣的多學科的研究來解釋因果關系,才是將來法學研究的走向。

對于這個大時代而言,我們都是小人物,能夠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但大家只要秉持著相同的學術興趣和愛好,一起努力一定能夠做成一份大事業出來。這就像在人類學里面經常提到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我們每個人都去做民族志,雖然一個人只能做一個民族志,但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去做不同的民族志,累積起來,就可以在整體上呈現出中國的經驗研究。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通過無數人去做民族志,把中國的經驗呈現出來,就能夠做成“中國”的社會科學,而不是“在中國”的(西方)社會科學。

 

注釋:

[1]參見,侯猛:《社科法學的跨界格局與實證前景》,《法學》2013年第4期。

[2]《法律和社會科學》集刊在2006年創刊,由蘇力主編,法律出版社出版。現在一年出版2輯,并已經入選CSSCI來源集刊(2014-2015)。

[3]參見,劉思達:《中國法律社會學的歷史與反思》,載《法律和社會科學》第7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強世功:《中國法律社會學的困境與出路》,載《文化縱橫》2013年第5期。

[4]集中體現在夏勇主編:《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公民權利發展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5]參見,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強世功:“‘法律’是如何實踐的──一起鄉村民事調解案的分析”,載王銘銘、王斯福(編):《鄉村社會的公正、秩序與權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趙曉力:“通過合同的治理——80年代以來中國基層法院對農村承包合同的處理”,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

[6]賀欣現在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主要用英文發表大量的中國司法的文章。部分文章翻譯成中文,例如,“運轉不良的基層法院?”載《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7]參見,艾佳慧:《社會變遷中的法院人事管理》,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論文(2008屆);汪慶華:《政治中的司法:中國行政訴訟的法律社會學考察》,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唐應茂:《法院窒息性為什么難——轉型國家中的政府、市場與法院》,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黃韜:《公共政策法院——中國金融法制變遷的司法維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8]參見,《城管綜合執法狀況研究》課題組:《西安市臨潼區城管綜合執法狀況觀察報》2009年第6期;陳柏峰:《城管執法沖突的社會情境——以<城管來了>為文本展開》,2013年第6期。王啟梁、陳柏峰執行主編:《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6卷第1輯,“執法的社會科學”專號,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9]參見,侯猛:“最高法院規制經濟的功能──再評‘中福實業公司擔保案’”,《法學》2004年第12期;“最高人民法院如何規制經濟──外部協調成本的考察”,《法商研究》2004年第6期;“經濟體制變遷中的最高人民法院(1949-1978)”,《政法論壇》2005年第2期;“最高法院規制經濟的實證研究──以法院內部管理費用為分析視角”,《中外法學》2005年第2期。

[10]參見,侯猛:“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流動分析”,《法律科學》2006年第2期;“最高法院大法官因何知名”,《法學》2006年第4期。

[11]參見,侯猛:“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比較優勢”,《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

[12]參見,侯猛:“最高法院訪民的心態與表達”,《中外法學》2011年第3期。

[13]參見,羅納德·哈里·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盛洪、陳郁譯校,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參見,侯猛:“判決書對民事司法解釋的引證”,《法律和社會科學》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CSSCI法學期刊:誰更有知識影響力?”,《北大法律評論》第10卷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5]參見,麥克.布洛維:《公共社會學》,沈原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拓展個案法”。

[16]參見,朱曉陽:“延伸個案與鄉村秩序”,載朱曉陽、侯猛編:《法律與人類學:中國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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