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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亮:中國法律社會學學科的新進展

[摘要] 法律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法律問題、分析法律與社會關系、探討法律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內在邏輯與規律的學科,是社會學與法學的交叉學科。在過去的幾年中,無論是在學術研究還是在學科建設方面,我國法律社會學都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法律社會學(sociology of law)是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法律問題、分析法律與社會關系、探討法律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內在邏輯與規律的學科,是社會學與法學的交叉學科。在過去的幾年中,無論是在學術研究還是在學科建設方面,我國法律社會學都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一、法律社會學學術研究的新進展

過去幾年,我國法律社會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意識與法律行為、法律多元與民間規范、糾紛解決與法律實踐、司法系統與法律職業、法律文化與法律傳統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相對成熟的研究領域。隨著實證研究的推進,研究者們在研究方法上的自覺和反思意識也明顯提升。

(一)法律意識與法律行為研究

隨著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我國立法工作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有法可依”的問題基本解決,但真正要實現“依法治國”,還需要老百姓法律意識的提高并在行動上遵守和運用法律。因此,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行為是法律社會學關注的重要問題。

劉子曦(2014)通過分析行動者的訴訟經驗,認為法律意識并非行動者對法律條文的了解程度,而是行動者對法律(作為概化的規章系統)和司法體系(作為具體化的組織機構)內部運行邏輯的理解。有關法律的霸權性話語、行動者個人的生活經歷及行動者的法庭體驗共同形塑著行動者的法律意識,并影響著行動者動員法律資源的策略。黃家亮和邢朝國(2012)將法律意識細化為對法律知識的了解程度,對法律的公正性、客觀性和平等性的評價,訴訟傾向以及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利意識等考察指標。

多位學者對當前我國公民的法律意識進行了研究。通過對“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的分析,楊敏、陸益龍(2011)認為,近年來居民的法律權威意識和法律合理性意識都呈現增強的趨勢,居民對法律性的認識也表現出多元化的特征,即規范主義法律意識與工具主義法律意識同時并存。人們既認同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同時也認為法律是可變通的、可以利用的。韓丹(2011)指出當前中國人的法律信仰結構表現出實用理性的特征,對待法律的態度呈現功利性、工具性、多變性等特征。黃家亮和邢朝國(2012)對北京市建筑行業農民工法律意識進行了代際比較研究,發現新老農民工在法律意識上并沒有明顯的代際差異,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律意識并不比老一代農民工高。韓大元(2014)通過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三次調查數據的比較,分析了10年來中國公民憲法意識變化的總體情況,指出民眾對于完善憲法監督制度的期待與日俱增。

人們的法律行為受多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不少學者利用CGSS的調查數據對這一主題進行了研究。陸益龍(2013)的研究表明,糾紛當事者選擇權威介入的糾紛解決方式,既不是因為對該權威有更高的認同度,也主要不是因為擁有更多資源能夠利用該權威,而是因為對該權威解決特定類型糾紛的有效性具有理想預期。楊敏和陸益龍(2011)指出,法律權威意識越強,選擇法律解決機制的概率越低;人們越是把法律當作工具,選擇法律途徑解決糾紛的可能性就越大。程金華和吳曉剛(2010)研究了中國不同的社會階層在對民事糾紛的反應上存在的顯著差異,權力精英相對來說更少依賴政府渠道而更多訴諸法律途徑來解決糾紛,中下層社會階層成員更多地信賴政府渠道。肖陽等人(2014)的分析表明,在當前中國城市中,個體自身擁有的權力和個體社會網絡中的權力影響著居民的糾紛卷入及其應對行為。

(二)法律多元與民間規范研究

多元主義法律觀是法律社會學的一個基本立場。相對于形式主義法學單純強調國家法的作用來說,法律社會學認為國家頒布的、由國家強制力作保障的法律固然重要,民間正在發揮作用的一些風俗習慣、鄉規民約甚至是傳統觀念同樣需要得到重視。因為這些“民間法”同樣具有自身功能,同樣能夠生成和維系社會秩序,而且它們對于國家法能否順利“落地”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為民間法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少數民族習慣法,近年來同樣受到學者們的關注。高其才曾對少數民族習慣法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和研究,出版了《中國習慣法論》(1995/2008)、《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研究》(2003)、《瑤族習慣法》(2008)等頗具分量的學術著作。近年來,他繼續在這一領域進行了探索。2013年,由他主編出版了“鄉土法杰”叢書(《桂瑤頭人盤振武》《洞庭鄉人何培金》以及《浙中村夫王玉龍》),對三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民間社會秩序維持人進行了深入的個案研究。龍大軒(2010)通過大量的文獻、碑刻、協約、口碑資料對羌族習慣法進行了系統研究。趙旭東和周恩宇(2014)對苗族習慣法中的“榔規”進行了考察,分析了其在特定時空條件下運行的文化機制。蘇力(2014)則利用其在西藏支教的機會,對藏區的一妻多夫制進行了系統考察,認為這一特殊“制度”是高原農牧民在嚴苛自然環境下創造的最有利于他們生存和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制度,除了繁衍養育后代外,還支持了更為復雜的家庭內勞動分工、家庭內的財富分配和代際轉移等。

在少數民族之外,同樣存在大量的習慣法,如家產制和祖業觀就是近幾年法律社會學研究者們關注比較多的議題。高其才(2014)對中國分家析產習慣法進行了系統研究,分析了以“諸子均分制”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分家析產制度的演變過程,認為其雖然已退出國家法,但作為一種習慣法仍廣泛存在于我國民間尤其是鄉村社會,并實際影響著我國民眾的生活和行為。林輝煌(2012)則從產權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家產制與現代所有權制度的區別,認為中國的家庭立法應該尊重并回歸新的家產制,并以其為中心確立起“發展型家庭法律”體系。郭亮(2012)在對土地糾紛的研究中,發現農民在不同于新產權規定的祖業權、生存權和土地占有的平均主義等方面的訴求,是引起農村地權沖突的重要原因。陳鋒(2012)更為系統地分析了農民“祖業觀”支配下對土地產權認識具有人格化、象征性和社區化的特征,“祖業權”嵌入在以血緣為主要紐帶的鄉土社會之中,與建立在西方市民社會基礎上的私有產權觀對土地產權的認知有明顯的區別。在國家建構的地權建設中,尤其要注意地方社會也在建構關于土地產權的“地方性共識”。

(三)糾紛解決與秩序重建研究

社會秩序何以形成及如何構建,是法律社會學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其中,糾紛及其解決機制是討論這個問題的重要切入點。近年來,法律社會學關于糾紛與秩序的研究,已經遠遠超出多元糾紛解決機制、調解等傳統議題,而將糾紛解決放在特定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背景中去考察。

糾紛及其解決方式都是與特定社會形態聯系在一起的,傳統社會的糾紛及其解決機制都有其自身的特殊邏輯。郭星華和李飛(2014)用“全息”這一概念來概括傳統熟人社會的糾紛特點,認為在熟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往往也是由各種極其微妙、錯綜復雜甚至難以言明的原因所引起的,而且,往往是初級糾紛無法得到及時解決,進而形成激烈程度更高的次級糾紛。而現代社會語境下的法治基本只關注“此時此地”的次級糾紛,而不顧糾紛的“全息”形態,不注重初級關系的修復,這不利于糾紛的真正徹底的解決。劉正強(2014)則分析認為,現代鄉村司法的運行邏輯中存在一種“甩干”機制,即基層法院在處理案件時會按照形式理性的要求,以潔凈化、純粹化為目標,甩掉道德、習慣等諸多非法律的元素,實現對案件事實的重新建構;而問題是那些被“甩”掉的、無法納入訴訟程序的因素往往正是鄉村沖突中真正重要的部分。趙旭東(2013)的研究則表明,鄉土社會的糾紛解決遵循一種“差序正義”的邏輯。王漢生和王迪(2012)的研究同樣表明,農村民間糾紛調解過程中,遵循著獨特的公平邏輯,而社會關系維系、公平的關系性以及綜合性等,是中國農民公平觀的重要特征。因此,建構和發展融合地方性知識和國家法律規定的公平規范,是非常重要的。

伴隨著鄉土社會的變遷,農村糾紛及其解決方式也在發生變化。何紹輝和黃海(2011)研究發現,中國農村社會已經和正在部分地內生出對現代法律的基本需求,營造出農村法治化所需的社會空間、社會結構與社會土壤,農民“拿起法律的武器”行為日漸成為鄉村化解糾紛實踐的常態;但農民在運用法律時亦遭遇行為選擇的權宜性、法律運作的關系化與社會效果的內卷化等深層次困境,應重塑農村社會整合機制。栗崢(2013)分析了由安土重遷到城鄉間的巨大流動給農村糾紛解決方式帶來的變化,如失去了鄉村內在秩序的結構性支持,調解逐漸從原有的“結構性調解”蛻變成為“嘗試性調解”。陳柏峰和董磊明(2010)認為,當前鄉村司法呈現雙二元結構形態:基層法官的司法有著法治化和治理化兩種形態,鄉村干部的司法則是治理化形態;在很長時間內,鄉村司法都應當在法治化和治理化之間保持某種平衡。

由弗爾斯丁勒和薩拉特(Felstinler & Sarat,1980)等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糾紛金字塔模型(dispute pyramid)是糾紛研究中的經典模型,后來麥宜生(Michelson,2007)在對中國農村糾紛的調研中對這一項模型進行了改進,提出了糾紛寶塔模型,即強調中國農村居民在遇到糾紛時,特別倚重雙方之間的忍耐、協商等私力救濟方式。郭星華和王希(2011)在對東北某監獄進行調研時發現,無論是糾紛金字塔模型還是寶塔模型都不足以充分地展現部分民間糾紛發展的邏輯,他們提出了“糾紛震蕩”和“漏斗效應”兩個新的概念。儲卉娟(2010)的研究也關注到大量“溢出”在例行民間糾紛解決機制之外的那部分所謂“失落的糾紛”(rediscovery),并進一步對糾紛解決的“國家—社會”框架進行了反思。

(四)司法系統與法律職業研究

司法系統和法律職業是法律社會學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麥宜生和劉思達是較早關注中國法律職業的學者。早在2000年,麥宜生就針對中國律師群體做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比較系統地分析了中國律師的現狀及面臨的問題(Michelson,2006)。劉思達(2010,2011)的研究發現,在我國的法律邊疆地區,包括律師、基層法律工作者、司法助理員、“赤腳律師”乃至鄉鎮干部和村干部在內的各種法律服務提供者構成了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化成縣城、鄉鎮、村落三層的法律職業層級系統。這一層級系統內部的勞動分工與互動過程不僅構成了國家與鄉土社會之間糾紛解決的傳導機制,而且塑造了我國農村地區法律職業的基本樣態,是律師業在法律邊疆地區發展緩慢的一個根本原因。劉思達、梁麗麗、麥宜生(2014)還研究了中國律師跨地域流動的模式、原因、后果及其結構性影響,認為中國律師的空間遷移不僅加劇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律師業內部的層級分化和不平等現象,而且使內陸和農村地區的法律服務更為短缺,法律職業之間的競爭愈加激烈。程金華和李學堯(2012)則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律師職業的變遷及其“結構性制約”,并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律體系變遷已逐步由國家主導的格局演變成國家、市場、社會和法律體系之間相互直接和間接影響的格局。應星和徐胤(2009)通過分析中國法院在行政訴訟立案中的“立案政治學”(“立審分離的形式主義”和“選擇性立案”)及其運作機制,解釋了行政訴訟率徘徊的原因。

(五)法律文化與法律傳統研究

隨著研究的深入,法律文化和法律傳統這些相對比較宏觀的議題,也開始進入我國法律社會學的研究視野。謝宏仁(2015)以傳統知識產權保護為例,分析了中國傳統法律體系的特殊性,認為由于中國并未萌發西方的“權利”意識,借由懲罰侵犯者來保護受侵害者之“權利”構成一種義務觀社會下獨特的權利行使方式。一些學者對傳統社會的訴訟文化進行了研究。尤陳俊(2012)、范愉(2013)的研究發現,不能簡單從統治階層追求和諧的理想中推演出來的“無訟”和“息訟”來概括中國傳統訴訟文化,大量史料表明,中國歷史上不乏“健訟”或“訴訟社會”的時期或區域,“訴訟社會”和“無訟社會”這兩種理想類型都不能獨立成為社會治理的合理模式,現實的選擇只能是通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來應對各種社會需求和危機。郭星華(2014)分析指出,“無訟”只是古代國家精英不懈追求的社會理想,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抑訟”的特征,存在非制度化、制度化和半制度化等三種抑制訴訟的途徑,“抑訟”力度的強弱直接影響訴訟規模的大小。

法律傳統是對一種法律風格及其內在邏輯的概括。林端(2014)從社會學方法論和實質社會學兩個方面系統分析了韋伯關于中國傳統法律和司法審判的誤解和限制,若要深刻理解中國法律傳統,關鍵在于把握體現于其中的“多值邏輯”。

高其才和左炬(2014)通過對1949—1956年華縣人民法院訴訟檔案、文書檔案以及訪談材料的研究,用“政治司法”來概括那一時期法律的根本特征,并分析了其功能、特點與影響。丁衛(2014)以陜西關中地區的秦窯人民法庭為個案,較為全面地呈現了當代中國基層司法的實踐及其邏輯,認為當代中國的鄉村法治實際上遵循著一套“政治—法律”的邏輯,而不是單純的司法的邏輯。黃宗智(2010)則從歷史變遷的視角提出,當前我國的法律體系實際上來自中國古代、西方現代以及中國現代革命這三種不同傳統的成分。中國不一定要像西方現代法律那樣,從個人權利前提出發,而要通過對三個傳統的融合創造出一種兼顧道德、權利與實用三個維度的法律傳統。

(六)法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拓展與反思

近年來,我國法律社會學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這首先表現為越來越多的社會學理論視角被用于法律研究。如劉子曦(2015)將組織生態學視角引入法學教育的研究中;張洪濤(2011)將社會網絡分析的視角引入對關系密切群體的法律治理研究中,提出了“法律洞”這一概念;印子(2014)將常人方法學引入鄉土糾紛的研究之中;呂萬英(2011)則用話語分析的理論視角對法庭話語權力進行了分析,研究法庭話語中法官,公訴人,律師,原、被告和證人之間話語權力不平等的權勢關系,分析權力支配方控制和支配權力受支配方以及對方抵制和消解權力主體控制與支配的言語策略。

同時,研究者開始有意識地對法律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反思,最為突出的成果是蘇力、侯猛等學者發起的關于社科法學與教義法學討論,以及黃宗智對歷史社會法學的倡導。蘇力(2014)從中國法學研究格局演變的角度分析了社科法學的特點。侯猛(2013)強調實證才是社科法學得以立足的根本,實證研究才是社科法學尋求更大突破的基本方向,當前社科法學在實證方法的運用上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2013年11月7日,“法律的經驗研究高級研修班”在云南大學召開,來自法學界、社會學界和人類學界的16位社科法學研究者圍繞社科法學的基本問題和“法律的經驗研究”進行了研討,其成果以《法律的經驗研究——方法與應用》為題正式出版。黃宗智認為當前我國的法律研究應該更加重視歷史維度和社會維度,他倡導的“歷史社會法學”(Historical-Social Jurisprudence;Historical-Social Study of Law)強調歷史—社會—法學以及形式主義—實用主義—歷史主義等三方面并重。在他的號召和組織下,不少青年學者開展了這方面的探索(黃宗智、尤陳俊主編,2014)。

二、法律社會學學科建設的新進展

伴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開展和研究者隊伍的壯大,我國法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也逐漸從自發走向自覺。

(一)學術研究與交流平臺的建立

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法律社會學的研究力量長期以來分散在社會學、人類學、法學等學科領域,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較少。近幾年,隨著多種交流平臺和交流機制的建立,這種狀況有了明顯改善。

第一,中國社會學會法律社會學專業委員會。該組織是國內首個法學與社會學交流的正式平臺,于2011年10月成立,由郭星華教授擔任首任會長。該組織每年舉行一次學術年會暨“法律與社會”高端論壇,從2011年到2014年,已經連續舉辦了4屆,分別由中國人民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浙江農林大學、中山大學的相關研究機構承辦;2015年11月下旬,第五屆“法律與社會”高端論壇將在西南政法大學召開。此外,該組織還編輯電子期刊《法律社會學研究通訊》。

第二,“社科法學連線”。2013年,以《法律和社會科學》集刊編輯和作者群為紐帶,海內外從事社科法學研究的青年學者共同成立了“社科法學連線”。該組織的主要活動包括:(1)舉辦“法律與社會科學”年會,2013年和2014年年會分別在云南大學和西南政法大學召開,主題分別是“法律的經驗研究:過去、現在和未來”和“個案研究與定量研究”;2015年年會于10月下旬在中國海洋大學(青島)召開,主題為“法律經濟學與法律社會學的講話”。(2)每年舉辦一次社科法學研習營。2013年至今,已連續舉辦了3期,分別由云南大學法學院、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和北京大學法學院承辦。此外,“社科法學連線”的學術活動還包括舉辦“社科法學連線”系列講座、編輯出版社科法學讀本系列、召開相關主題的學術研討會等。

第三,法律社會學研究機構的設立。除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北京大學比較法與法社會學研究所、華東政法大學法社會學研究所、華東理工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中心等較早設立的法律社會學專業研究機構外,近年來,西南政法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大學等高校也設立了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或法(律)社會學研究中心。其中,上海交通大學凱源法學院的法社會學研究中心在增進法律社會學的學術交流方面發揮的作用比較突出,如該中心牽頭舉辦了“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律師業”(2011)、第三屆東亞法與社會(2013)、“跨學科視野下的法律和正義”(2013)等系列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還開展了法社會學系列工作坊、法社會學研習坊、社會認知與行為科學系列沙龍等常規性學術活動。此外,2014年,上海市法學會法社會學研究會正式成立,并計劃從2015年起,每年舉辦一次“中國法律與社會論壇”。

(二)教材、期(集)刊和譯作的出版

教材在學科知識的體系化和廣泛傳播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郭星華主編的《法社會學教程》是國內第一部由社會學者編寫的法律社會學教材,具有鮮明的社會學視角。該教材2011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于2015年推出第二版。近年來出版的法律社會學教材還有朱景文主編的《法社會學(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高其才撰寫的《法社會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何珊君撰寫的《法社會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陳信勇主編的《法律社會學教程(第3版)》(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付子堂主編的《法社會學新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等。除此之外,一些國外的經典法律社會學教材也被翻譯出版,如美國學者瓦戈的《法律與社會(第9版)》(梁坤、邢朝國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德國學者盧曼的《法社會學》(賓凱、趙春燕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德國學者萊塞爾的《法社會學導論(第6版)》(高旭軍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

在法律社會學專業期(集)刊方面,原有的《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鄭永流主編,1998年創刊)、《民間法》(謝暉、陳金釗主編,2002年創刊)、《法律和社會科學》(朱蘇力主編,2006年創刊)等學術集刊影響力進一步擴大。2014年,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亞洲法律與社會》雜志(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正式出版,成為我國第一份法社會學專業雜志,也是亞洲第一份英文的法社會學專業雜志。此外,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理論學科主辦的《社會中的法理》(2010年創刊,法律出版社,半年刊)、吳大華主編的《法律人類學論叢》(2013年創刊,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年刊)、李瑜青和張斌主編的《法律社會學評論》(2014年創刊,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年刊)等學術集刊也紛紛出版。

海外研究成果的引入,對我們開闊視野、及時了解西方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前沿成果頗有裨益。從2009年起,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了“法律與社會譯叢”,目前已經出版了《律師、國家與市場:職業主義再探》(漢隆,2009)、《法社會學講義——學術脈絡與理論體系》(戴弗雷姆,2010)、《社會權力與法律文化——中華帝國晚期的訟師》(梅利莎·麥柯麗,2012)等著作。從2012年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由季衛東主編的“法社會學文庫”,該文庫分兩個系列出版,一個是“思想坐標系列”,另一個是“研究前沿系列”,目前已出版了《秩序與爭議——法律人類學導論》(西蒙·羅伯茨,2012)、《上天·審判:中國與歐洲司法觀念歷史的初步比較》(羅伯特·雅各布,2013)等著作。

總之,過去幾年中,我國法律社會學的理論視野更加開闊,經驗研究更加扎實,學術共同體逐漸形成,學科地位也更加鞏固。但從總體上來看,這一分支學科的發展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未來還需要在提升理論自覺、拓展研究領域、創新研究方法、加強學術交流等方面下功夫。相信伴隨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踐的腳步,我國法律社會學的發展會迎來空前的歷史機遇和廣闊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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