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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世功:先確立人生基本信仰 再談法律職業倫理

[摘要] 強世功教授求學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初執教鞭于二十一世紀初。不僅接受了八十年代思潮的洗禮,也見證了九十年代思想的轉型。在這篇訪談錄中,他分享了自己求學與研究的心路歷程。作為 2000 年前后新一代法律學人的代表,以自身的學術經歷映射了中國法學研究近三十年的變遷。席間所談所感,也許有助于飽受「沒有意義」非難的青年學子們找尋自己的靈魂秩序。

強老師,您好!您是我們這批采訪的中青年法學家里比較年輕的一位。首先想問您,考大學時報考法律系的想法和感覺。

我 1986 年畢業于陜西橫山縣中學。當時,陜北是全國有名的貧困地區。明代的李自成就出自橫山縣,后來又出了高崗,都是因為貧困而造反的。當時填高考自愿,沒有什么可以參考的。首選的不是專業,而是城市。我那個高中,往屆考的最好的都在西安,比如西北大、陜師大和西北政法就是最好的了。我自己唯有一個想法,就是不想上陜西的學校,但是去哪兒,也不清楚。你們也知道,高考填志愿就像一場冒險,如果第一志愿太高不能錄取,可能就要落入第二批學校。比我高一屆的有位師兄叫柳蔚,我和他不熟悉,但至今記得他的名字。他本可以穩穩當當考上西北大學,但他估計高了點,第一志愿報了中國人民大學,結果未能錄取,連西北大學也沒有上,去了西安一個二類學校。這對我們來說,無疑是一個教訓。但也因此我知道有中國人民大學這個學校。我是全校差不多最后一個填志愿的,一直很猶豫,北大不敢報,報西安的學校不甘心,于是就報了中國人民大學。其實對人民大學我也一無所知,只是由于柳蔚的教訓,我記住了這個學校。至于報什么專業,也沒有想法。其實,當時人大最強的是經濟類專業,工業經濟、農業經濟、計劃系、統計系等都有,我對這些專業毫無了解,經濟學這個概念在當時非常陌生。于是,我就報了法律專業,純粹是偶然。

高考報志愿的這種創造性和偶然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謂人生,就是這樣大大小小的冒險構成的,而這種開放性和創造性給人的自由留下了空間。但其實一個人并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自由,因為這個自由背后可能是虛無,可能是一種我們說不清楚的力量所左右,這就是人們所謂的命運。我從小并不是學習最好的學生。可從小學到初中,我看著周圍那些學習最好的學生由于種種偶然的因素而中斷學業,而我自己也由于種種偶然跌跌撞撞走過來。因此,我常常想,在這種人生的偶然背后,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必然呢?這樣一種思考有助于我們建立一種真正的平等觀,即他人的生活本來也可能是你的生活。他的幸福和痛苦,也是你的幸福和痛苦,因為原本就沒有一個「你」。

進人大法律系以后,您的第一感覺是什么?

那時,我覺得進的是人大,而不是進了法律系。當時整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法律職業和法律學科在社會上和校園中沒什么影響,和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法律究竟是干什么的,也不清楚,只知道有法官和律師。

當時,人民大學被看作是「第二黨校」,因為它的傳統是陜北公學校,馬克思主義和計劃經濟是其思想和學術基礎,這在 80 年代顯然無法適應新的時代要求,這恰恰與北大形成明顯對照。雖然人大距離北大不過幾千米,但思想意識完全不同。我的同屋許宏中來自云南,他有一個高中同學曾曦在北大法律系。他常常到北大去玩,北大的風潮就是出國留學,到處是托福班。可我們人大的同學都不知道出國為何物,也沒有出國的意識。我的理解是,在北大,你覺得西方世界就在你眼前,可在當時的人大,你覺得西方世界離你很遙遠。這種心理差距無疑影響著一個人的眼界和未來發展方向。由于受到了北大的感染,許宏中回到宿舍就多了一本托福單詞書,每天開始背單詞。我們大家就送了他一個外號「許托」。當然「許托」和我們大多數同學一樣,并沒有參加托福考試。

今天,雖然人們越來越強調專業,而我仍然認為,對于本科生而言,第一重要的是學校,學校的傳統和風格往往奠定了一個人的人生品格和精神氣質。

您在本科時期,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是誰?

八十年代的氛圍比較活躍,大家熱衷于討論文化的話題,再加上當時法律類的書也很少,一沒法條,二沒理論,上課一點意思都沒有。因此我從大二開始就基本不去聽課了,一般就去圖書館看書,看的也自然不是法律書。后來趙曉力敘述南大的生活,也把學生分成「課堂派」和「圖書館派」,我們都屬于后一類。因此,就學術而言,當時人大法律系里對我影響大的老師,倒真的沒有。后來,我認識了梁治平老師,也是讀了非法律刊物《讀書》之后才知道我們系有這樣一位老師。不過在大一上課階段,有幾個老師給我的印象很深。

比如給我們講《中國革命史》的是一位黨史系的老太太,為了防止學生逃課,從第一堂開始,她就把我們的座位按照學號固定下來,「一個蘿卜一個坑」,你就沒法逃課了。她上課就是念講義,讓我們拼命記筆記。由于她念得很快,一節課下來手都寫酸了。不過從此之后,聽課做筆記的功夫練出來了。

再比如,給我們上刑法總論的是黃京平老師。他的板書寫得很詳細,很標準。他很嚴肅,下課后,一支接一支抽煙,我們基本上不敢問問題。他考試的辦法很絕,把課程內容分為 30 多道題,采取抽簽口試。有一個同學平時學習很好,可抽了一道偏僻的題,結果考試沒有及格。

那么您那時看了哪些書呢?

那時,大家看的書基本上一樣,西方哲學之類的東西居多。影響比較大的當然是《走向未來》叢書,出一本我看一本,也不管和專業有沒有聯系。還有《讀書》雜志以及甘陽和劉小楓在三聯書店主編的叢書,還有李澤厚的三本「史論」及其批評者劉曉波的著作等。法律類書籍也因為受到梁治平的影響,主要是一些法律史的書。我的本科論文就圍繞達維德的《當代法律主要體系》展開,討論比較法與文化的問題,后來全文發表在《法律科學》。

那您讀的這些書,是自己自發地產生興趣,還是受到社會潮流的影響?

這兩個因素本身是相互聯系的。大學時代是求知欲最強烈的時候,因為你渴望自由閱讀,發揮自己的想象,而那個時代知識界討論的問題自然吸引你閱讀。但是,沒有人指導你讀書,你只能自己探索,當然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我在圖書館里讀書的過程中,慢慢發現一些和我一樣愛讀書的同學,就彼此交流經驗。

有一次,我遇到哲學系的研究生學生。讓他給我推薦一點哲學的書,他說康德的書是一定要讀的。于是,我就找來康德的書,從第一批判讀起。那時,我幾乎不去上課了,每天早上都在圖書館,一個上午只能讀三兩頁,還不知道他說什么,讀不懂就一個字一個字抄下來。這樣讀了很長時間,一無所獲。

所以,后來我看到有老師給學生推薦的書單,把商務的漢譯名著統統寫上去,就知道這在蒙人。要么自己本來就沒有讀,列出來只是顯示學問和品位;要么根本不知道如何引導學生讀書。直到我后來參加讀書小組,并自己組織讀書小組,才模糊知道如何引導不同背景的學生閱讀經典。

既然經典讀不懂,就采取新的方法讀書。如果喜歡一個作者,就會把他的書都找來看。比如,我差不多看完弗洛伊德和弗洛姆全部中文著作,直到讀厭了。這樣的亂讀,無疑是一種最大的消耗。既沒有系統的知識,也不懂思想家的問題意識。因此,直到博士時代,我才開始慢慢學會讀書。也是由于我自己的經驗,我覺得一個合格的老師就應當學會如何指導學生讀書。

您就學于八十年代,那是一個我們現在的大學生十分向往的時代。您那時有哪些記憶深刻的事情?

80 年代的文化思考對我們產生了很大的沖擊。經常在食堂門口看到有人站在桌子上朗誦自己的詩歌,一打聽是一個外地的無業人員。還有人在食堂門口掛出了布單,上面寫了很多的數學運算,說是挑戰陳景潤,一問是一個外地小學數學老師。「禮失,求諸野。」大學剛剛復興之后,中國知識的儲備其實在民間,直到今天,我們在互聯網上依然看到許多有思想深度的民間學者。

在這樣的文化思想氛圍中,自然產生了騷動不安,youxing就成了家常便飯。比如 86 年剛入學那一年,大冬天剛剛下過雪,北京大學youxing隊伍過來了,在人大門口喊了半天,只有少數人去了,大多數圍觀看看熱鬧。我跟著同班的一位同學一直走到白石橋,凍得實在不行了就回去了。從此,宿舍「臥談」的話題就是「醬缸文化」、馬克思主義、民主等。現在想來,我們其實什么都不懂,不懂思想、不懂社會、不懂人生,只是爭論一些空洞的概念,消耗無盡的熱情。

其實,年輕學生需要老師的引導。可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沒有用,大家需要的不是父愛或母愛,而是精神的導師。可知識界給我們的依然是這種貧乏的、啟蒙式的空洞概念和口號。所以,當我后來讀到斯特勞斯時,就明白他為什么將啟蒙理性主義看作是虛無主義的根源。應該說 80 年代的理性主義背后就是精神無所著落的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一直持續到 90 年代,變成了一股強勁的后現代思潮。

您現在回顧那時的文化思潮,是怎樣評價的呢?

年輕人總要有血氣。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講青春固有的血氣,有一點無知,有一份殘酷,但卻是一種生命最自然的伸展方式。不同于對 80 年代以來對文革的理性主義反思和批判,姜文對文革時代展現出人性中血氣的高貴充滿了懷念,這頗有一點尼采的味道。可惜中國的文化評論沒有從哲學意義上討論姜文的這部電影。

有人說,一個人年輕時如果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要么缺乏思想,要么缺乏道德。一個年輕人不能對社會的不公平無動于衷,不能對社會的丑陋熟視無睹,不能缺乏反抗精神和獻身精神。學生就是學生,就像在阿蘭·布魯姆的眼中,是一群充滿血氣、精力旺盛、思維單純、天真幼稚、對未來充滿玫瑰色幻想的「野蠻動物」。

問題恰恰在于教師如何去教育和馴化這群「野蠻的動物」,使得他們具有教養,具有理性,更理解政治和現實,思維更加細密和復雜,頭腦更加冷靜和富有韌性。然而,80 年代的問題恰恰在于知識界的教師群體本身沒有經過思維的馴化,也處于「野蠻動物」階段,一個 40 歲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一個 20 歲大學生思想沒有什么區別,于是大學中缺乏制約和平衡這種「動物本能」的群體。這其實反映了當時知識界的在學術和政治上的不成熟。通過這個時代,應當反思一下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學者不應當直接卷入政治斗爭中,變成政治中的黨派分子。這其實也是我后來特別推崇韋伯的「學術與政治」一文的原因。

如果從學術或者知識的角度看,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無論對西方,還是對中國的研究和理解都非常膚淺,知識的匱乏是缺乏理智的重要原因,以至于知識界把一種激情或情緒所左右。后來讀到柏拉圖《理想國》中關于心靈構成中理智與激情的討論,也就特別能理解「無知者無畏」,反過來說,「無畏者許多是無知者」。因此,《理想國》應當成為每個大學生的必讀書,這也許是馴化野蠻激情的有效工具。當然,這種狀況也和特定的歷史背景有關,八十年代的精神狀況是對文化革命的本能反彈,其實以另一種延續了文化革命的精神,更遠地說,這其實繼承了源于五四運動對儒家文化的革命態度。五四一代由于對中國局面的徹底失望導致了激烈的文化反彈,八十年代也是對革命失望引發了新一輪文化情緒反彈。

到 90 年代,這個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概念。其中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汪暉、陳平原等推出《學人》刊物提出的區分「思想」與「學術」,學術問題和知識問題被帶進來。后來,鄧正來推出《中國社會科學》強調學術化、知識化、專業化和本土化。這個時候,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此到來社會科學的興起,有助于用社會科學的知識傳統來馴化「野性的思維」。因此,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學科和精神氣質上完全不同。

那時,知識界的情緒好象和大學生差不多。有的思想也不成熟,有的被迫害了幾十年,突然有一種反抗的情緒。

我們現在回過頭會懷念八十年代,有的人也會懷念七十年代,認為那是一個感情最純真,最具有奉獻精神的時代。其實 90 年代比 80 年代更為豐滿、厚重、成熟和多樣化。比較之下,80 年代顯得太單薄了。

八十年代有您所說的不成熟的一面,但是也有實踐的熱情。而進入九十年代以后,這種熱情似乎被逐漸消解了。

這首先要理解知識和大學的功能。在歐洲歷史上,后羅馬帝國時代出現了一個權力多元中心的格局,大學和教會一樣,是一個獨立于政府的權力中心,也就是培根所為的「知識就是權力」。大學的自由精神由此而來。但是,民族國家興起之后,大學越來越整合到現代國家的治理過程中,社會科學由此而興起。這樣,大學就在人文思想的社會批判與社會科學服務于社會治理之間徘徊。

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還是五四運動以來的近代思想繁榮,都是在政治權力嚴重削弱、政治秩序需要重建的時代才出現的。在這個意義上,百家爭鳴對知識界可能是好事,就政治和社會而言,可能不見得是好事情。羅馬帝國時代沒有產生多少學術和思想,可歐洲百姓享受了千年和平。

在知識與權力的這種變動關系中,我們看到 80 年代的差不多是一個知識挑戰權力的時代,一種直接的外部挑戰。但在 90 年代之后,知識與權力之間存在一種互動,一方面是相互抵制、另一方面又相互利用。比如經濟學與市場改革、社會學與社會治理、法律與司法改革和法律職業等等。這樣一個圖景當然簡單化了一些。但是,這涉及到了國家治理轉型的核心問題,即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在 80 年代,由于全能主義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使得「社會」被烏托邦化了,有時市場、社會被推上神壇,成為批評國家和政府的基礎。90 年代提出「國家與社會范式」總結并持續了這種批判。但是,90年 代國家經歷了全面的治理轉型,社會與國家關系不是一個對立關系,而是一個合作關系。

比如市場,什么是「市場」?市場就是不受節制的經濟權力,而今天的政府已經和這種經濟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什么是「社會」?社會就是強者的支配,諸如家族勢力、宗教勢力和黑社會等等,中國推動基層民主 20 多年,最后連一直信奉民主的人士也產生了懷疑。什么是「法治」,就是將實質非正義加以合法化的所謂「程序正義」,比如用正當程序的概念來掩蓋各種非法勾當,今天重慶的「唱紅打黑」不也同樣面臨著程序正義的挑戰。

1999 年我博士畢業時,寫了《懲罰與法治》的論文,放了十年之后,我基本沒有修改就直接出版了,反而更有時代的針對性。經過司法改革的十年之后,我們更能看出法治的本來面目:一種隱蔽、迂回的現代治理術。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說 80 年代的批判矛頭指向國家和政府,那么,90 年代以后,批判矛頭應該指向社會、市場等等。這種分歧構成了 90 年代之后「自由左派」與「自由右派」論戰的根源:即自由左派希望用國家這種每個公民公平參與的抽象權力來遏制和平衡來自市場和社會的強制;而自由右派則希望把市場和社會的強制力量上升為國家力量,或者用國家力量來保護市場和社會的強制。

其實,早在 80 年代的文化批判中,就有一個內在的分歧。一種是表面上的政治意識形態批評,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另一種是視野更大的針對現代性本身的批評,劉小楓《詩化哲學》就代表了這樣的趨向。后一種批判其實在 90 年代之后才具有現實的針對性。然而,90 年代反而喪失了這種批判精神。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90 年代雖然在知識上比 80 年代豐富,但在精神上可能比 80 年代貧瘠。當知識在馴化「野性的動物」時,要當心的是不小心閹割了動物的野性本能。同樣,80 年代試圖用啟蒙時代的自由主義思想來否定馬克思主義,而 90 年代之后,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才真正展現出來。

您大學時其他印象比較深的其他事情還有嗎?

除了游行,就是崔健的搖滾樂。代表了整個八十年代的一種風貌。還有就是大量的講座。基本就是這三部分。那時沒有市場的概念。大概 88 年底就出現了市場。有的同學做起小生意,在樓道里擺起小攤。有班上有一個來自上海的同學,不讀書了,去做生意。我記得很清楚,他對我們說:你們學法律干什么?畢業了不就當個小法官、小律師嗎?有什么意思?他在宿舍門上釘了個某某公司的牌子,進進出出似乎在倒賣貨物。這對于我們從農村來的同學,似乎不可思議。當然,我們也卷入了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我自己就曾經賣過高考復習題之類的東西。

那么您考研是什么想法?您當時考上法理學專業,在北大這個氛圍中,有什么新的感受?

90 年畢業,那一年是不能報考研究生的。我就回陜西老家,工作了三年。那時,規定必須工作兩年后才能考研。92 年考了人大法律系,未能被錄取。第二年干脆就考了北大法理專業。

我 93 年入校,真正思想發生轉變是在 94 年。之前我的思考依然是八十年代的慣性,關心法律文化、西方法哲學、自然法等問題。94 年以后接觸到經濟學和社會學,進入到了「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受社會學影響比較大。我后來碩士博士論文做的都是法律社會學方面的課題。

在本科時候,最有精力、最想讀書、甚至享受禁欲主義的苦行來安心讀書,但很遺憾,我沒有遇到能指導我思考和讀書的精神導師,自己摸索了半天還是不知所以。這讓我想起《神曲》的開始:「就在我們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過來,因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確的道路。……踏進人生迷誤的森林去的青年不能走正確的路,除非有一個已經走過這條路的長輩指點給他看。」

研究生的時候,非常幸運地遇到一批好的老師,彼此也比較平等。像蘇力、梁治平、賀衛方、鄧正來、季衛東、夏勇、高鴻鈞、張志銘等等。尤其是我參加了「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形成一個小的學術共同體。大的氛圍是,九十年代引進了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經濟學差不多就是林毅夫、樊綱、張維迎等年輕學者帶進來的。還有一個就是社會學、人類學領域,比如王銘銘、孫立平等人,跨學科的交流對我影響非常大。

更幸運的是,博士開始和趙曉力、鄭戈以及外系的李猛、應星、吳增定、渠敬東、張旭等一批朋友組成了讀書小組,趙曉力稱之為「無形學院」,這其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友愛共同體」。朋友之間的激勵和對話是相當重要的。我其實特別注意我們同一代人的思考。比如李猛在 1998 年寫的「論抽象社會」一文,我精讀了數遍。每次教法律社會學課程,都作為學生的閱讀文獻,可是直到去年給研究生上法律社會學課時,我再次重讀這篇論文,我才覺得似乎真正理解了李猛這篇文章的真正意圖。理解一個朋友的思考,我差不多用了 10 年的時間,你們也就能明白為什么趙曉力說「李猛是我們一代人的老師」。

您當時讀研的時候,就已經立志從事教學研究嗎?

那時不一定想的如此明確,但基本上按照這個方向走。吳增定有句話,大體是說,如果真的需要養家而不做學問,他就不做學問了。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學問。如蘇格拉底所言,哲學是一個生活方式。做一個能養家的好丈夫或好父親,也是在踐行一種哲學思想。后來的哲學家們把哲學變成了書齋學問,其實背離了哲學之道,古人講「知行合一」,批評不識大體的「陋儒」,很有道理。

您從那時到現在,在法理學界內有哪些基本的觀點?

對這個問題,梁治平老師有一句話很重要的。我進入「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之前,已經在《中國法學》上發表了文章。研究生一年級就在法學界最高期刊上發表文章,一定很開心吧。但梁治平對我說了一句話:你讀的東西,一定要比你的目標更高。換句話說,如果以《中國法學》為目標,肯定水平比上面的文章更差。所以,我參加「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以后,基本不再看當時的法學期刊,因為我的問題可能不是當時這些刊物所能容納的。

當時鄧正來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中國書評》,包括當時其他一些刊物,成為我們閱讀和寫作的標桿。當然,今天的刊物已經和以前很不同了。知識精英已經從體制外進入了體制之中,連鄧正來也到了復旦。因此,對于本科或研究生教育,最重要的是培養起思想和學術地眼界、品味和鑒賞力,要明白什么是真正重要的,真正好的,哪怕「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因此,在讀書時代培養的閱讀品味雖然不能說決定了將來的水平,但至少影響了未來發展的趨向。

我在博士階段很少在法學刊物上發表文章,只在《比較法研究》上發過。當時認為,超越傳統法學模式最好的刊物就是《比較法研究》,這是我唯一認真閱讀的法學刊物,再上面發表文章,也是為了感謝和紀念。我當時文章主要發表在公共刊物上,希望自己能把視野放到公共知識界,而不局限于法學領域。

您認為,國內的法理學和國外研究水平的差距體現在哪里?

很難做一個總體的判斷。應該說,法理學界,中國和西方面對的問題不一樣。歐洲情況我不熟悉,我比較熟悉的是美國的。美國法理學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帝國核心地帶的法理學,就是美國本土的法理學,主要都圍繞著最高法院。所以我經常說,如果不了解美國憲法,就不了解德沃金在說什么。說到底,美國法理學界討論的問題一方面是圍繞著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對于憲法的解釋而展開;另一方面也此也圍繞司法的職業主義或形式主義與回應社會的法律現實主義或法律社會學思想之間的「鐘擺」運動。美國法理學的第二部分就是帝國邊陲地帶的法理學,就是美國在第三世界搞的法律現代化理論,包括法律與發展理論,法律移植理論,法律多元理論等等。

我們中國的法理學從 80 年代以來,大體上從美國的帝國邊陲的法理學問題開始的,比如法律現代化問題、法律移植問題、法律文化問題,法律多元和法律發展問題。所以,如果中國法理學與西方接軌的話,在這個領域是接軌的,這也證明中國其實處于美國這個全球帝國(現代性帝國)的邊陲地帶。所以,我那時對美國的 Law and Society Review 上的所討論的問題一點都不陌生。我甚至認為,蘇力討論的法律多元和本土資源問題,比美國學者 Merry 等人的討論要更深入,因為蘇力是一個思想者,而后者大多數是美國法學院中的普通教授。

在博士畢業開始,我的研究有一個轉向,對美國憲法問題的研究。其實,也就是從帝國邊陲問題轉向了帝國的核心問題。我 2001 年在美國訪問的時候,和美國的法律社會學或人類學的學者有些交往,參加完 2002 年溫哥華的北美法律與社會協會年會之后,差不多就向這個領域告別了。從美國憲法我又慢慢轉向中國憲法問題,憲法司法問題和香港問題為我對中國憲法的思考提供了動力。有了這樣一個大致的輪廓,就可以看出,我們無法籠統比較國內法理學和國際法理學問題。

您在研究生期間與不同學科的老師都有過交往,那么您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并不存在單純的法學研究方法,也不能用一個方法研究所有的研究。首先要明確,研究的問題是什么。有了問題才能想方法解決。只有方法和問題結合在一起,方法才有意義。

您現在是中青年學者的代表性人物,那您認為現在的中青年學者處于一個怎樣的學術地位?

首先,學術本身是不斷超越的。如果后面的學者總覺得前面的學者難以超越,那么關注的視野就會越來越窄,不是研究整體性問題,而變得領域越來越窄,就調解研究調解,就法制史研究法制史,而不考慮為什么要研究這個學科,這些問題與一些根本性問題存在怎樣的關聯。我講的不僅僅是我們超越前代,后代超越我們,也是一樣的。

第二點,自己能不能超越自己。這一點非常重要。無論對于已經成名的學者,還是目前正在努力的學者,都是一樣的。有的人起點很高,但是過了二十年,發現他講的還是當年的東西。有的人可以成為你一輩子的導師,你可以跟著他,你在想,他也在不斷想,總是在不斷地推進。我也經常問我自己,能不能超越自己。在思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上,能不能超過自己。不過,現在我們看到的現狀是有不少人從成名的那一刻起,學術就差不多要停止了。

您身處法理學界,法理學在哪些領域還能獲得突破?

雖然我自己身在法理學界,但我自己很難界定什么是法理學。如果一定要做一個界定,那么就等于認定,這個范圍就是法理學,范圍以外的就不能涉足了。

我自己研究的領域也有一些變化。我碩士博士階段主要研究的法律社會學,但是博士以后我就基本不研究法律社會學,以后我就轉向到憲法學、政治哲學上的問題。在思考問題的過程中,會發現之前法律社會學的東西沒法滿足,因此不得不轉向思考一些政治哲學、憲政學的問題。當然也不是說從法理領域轉到了憲法領域。目前憲法學界討論的問題和我自己關心和討論的問題并不一樣。

至于法理學中新領域的開拓,其實根本沒有什么領域是新領域。我給中國法理學畫一個簡單的研究地圖,一共包括三塊。第一塊是最主流的關于意識形態的討論,比如當年的?「法制」與「法治」問題,「市場經濟是不是法制經濟」問題等等,不管是科學發展觀還是和諧社會,只要中央提出一個新的政策,馬上會有大量法理學論文生產出來。這一塊由來已久,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塊。

除此之外,目前的格局基本上兩分天下:一是蘇力等人持續推動的法律經濟學和法律社會學研究,目前這個領域的人也最多,最有活力。二是鄧正來等人推動的美國法哲學研究和鄭永流和舒國瀅等推動的德國法哲學研究。這兩種研究對面臨著自己的問題。

就前一種研究而言,變成了缺乏思想動力的常規研究。比如調解研究,目前的研究出了文獻和案例材料有所改變以外,在問題意識上和我十年前做調解沒有什么變化,甚至還不如那個時候。在這個領域,我曾經提出了一個法律社會學研究中「雙向運動」,即法理學者在深入部門法,而部門法在深入法理學領域,比如目前法律社會學研究中比較優秀的學者往往是訴訟法、刑法和行政法領域的學者,而蘇力和凌斌也不斷介入對部門法中具體案件的討論。但是,除了這些常規研究之外,如何思考中國的重大問題,比如說「中國崛起」問題。最近北大法學院組織了「和平崛起與中國法理學問題」的學術研討會,你會發現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我們的法律社會學基本上無能為力,這就意味著法理學必須超越法律社會學的思考。這意味著要進入到法哲學領域。

可是,就第二個領域而言,對美國法哲學的理解比如理解美國憲法、美國政治,同樣對德國法哲學的理解,除了要理解德國哲學傳統和注釋法學傳統,還必須理解歐洲政治。這其實對法理學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更大的問題上,上述兩個領域如何結合起來?對中國法律社會學研究中發掘出的問題,如何上升到法哲學的高度來思考。比如,如何在法哲學的意義上總結中國過去的司法改革以及目前的新發展?這無疑是未來需要思考的。

從目前的狀況看,學者們不大關注第二個領域,更傾向于關注中國問題,或者法律社會學。這似乎說明一個問題,我們法理學界可能變得越來越保守了。有的人會說,像八十年代那樣關注西方,談西方太多了,應關注中國本土的東西。但事實上,我們對中國問題的理解仍然需要借助對整個世界的理解。比較之下,我們對西方的那一套,其實理解得很淺薄,反而越到今天,對西方的理解越簡單化了,以至于很容易對中國的理解也越來越簡單化。

您理想的學術環境、學術氛圍,應該是怎樣一種狀態?

很簡單,就看兩個搞學問的人坐在一起聊什么。這是一個標準,可以去衡量每一個院校的學術環境。如果兩個人坐在一起不討論學問,而完全陷入諸如房子、課題、學界逸事等等,可能就有問題。如果在校園中兩個人肆無忌憚地爭論一個學術問題,而周圍的老師和學生又不覺得奇怪,那這當然理想了。就這一點而言,北大確實是最好的環境了。可惜,這樣的環境受到社會大氣候的影響,尤其法學院之間的競相用房子、票子、位子「挖」人,使得學者越來越變得和明星一樣了。這樣,社會標準慢慢取代了學院自身的標準,使得「優秀學者」與「知名學者」之間出現了分裂,甚至用「知名學者」的標準來取代「優秀學者」。因此,什么時候大學、學院與社會之間豎立起一種知識上的相對隔離,就像司法應當與社會形成一定的隔離一樣,那么我們的學術才能真正有所起色,就像我們的司法公正才能真正有所根基。

最后的問題,是有關我們這些年輕學子的。能向我們法科學生推薦一些書目嗎?

我前面說了,推薦書目是很負責任的。我可以把無法挑剔的經典書目開列一大堆,不能說我有什么錯,但這樣推薦毫無意義。這也是我的讀書經驗告訴我的。推薦書就如同醫生看病,必須對癥下藥,否則就是多運動、多吃蔬菜之類的保健訓導,誰都會。因此,推薦書一定是在課堂中,在具體的教學環境中,針對不同的學生和不同問題,去推薦閱讀。北京讀書的好處就在于有不同的讀書小組,認真閱讀經典,討論問題。

您從自身經驗出發,對現在的學生提出一點建議和期望。

做老師的也是一路從學生走過來的。如果能夠總結一點經驗的話,對學生有兩個建議。第一,一定要把讀書和做人聯系在一起。我自己在 80 年代時,只顧讀書,其他一切都不管;在 90 年代受到后現代思潮的影響比較大,人生中多有一份虛無感和荒誕感。直到前些年,才開始真正嚴肅認真地思考人生問題。這個問題才是根本的問題,讀書不過做人的一種方式而已第二,要把思考和研究區別開來。做研究往往是職業所需要,但是思考不應當受到職業的限制。所以,一個坐機關、做文案的人,完全可以去閱讀和思考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也可能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此,不要把讀書看作是為了作學問,讀書應當為了有助于思考人生。即使對于作學問而言,讀書也不同于研究。為了研究,可能要讀大量的資料,但是讀柏拉圖的書,讀孔子的書,不一定就是為了寫關于柏拉圖和孔子的論文。現在學生們都太功利,不太理解人生與職業的關系、讀書與人生的關系、思考與研究的關系。

我們現在這些學生,本科愁就業,研究生愁是否考博,即使有意從事學術,生存壓力比較大,覺得從事學術不太現實。

社會大環境如此。這一點,我們比你們的環境要好。但是,撇開社會大環境,其實做學術、做律師、做法官等等,不過是職業的方便、生活的便利選擇而言,無論哪一行,關鍵要做得好。你會發現,凡是能夠做得好的,都有一個共同的品質,那就是心無雜念、鎮定自若。目標定了什么都不在乎,把一切都放在一邊,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目標上。

現在的學生,欲望太多,想要的太多,但又往往沒有明確的人生目標,四年本科什么都想干,又不知道真正想要什么,結果搞得整天惶惶不可終日。想讀書,又怕找不到工作,想搞社會活動,有發現耽誤了讀書,到最后只能等待命運的安排,該去哪里就去哪里。其實,既然自己決定不了命運,何不干脆踏踏實實讀幾年書再說呢?

目前,大學生最大的問題是不讀書,不想問題,熱衷于社團活動,內心里空空蕩蕩。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多少人忙忙碌碌,內心里卻空空蕩蕩,內心的恐懼隨著財富和年齡的增加而增加。其實,大學的真正意義在于幫助年輕人思考一些人生的根本:我們生活在怎樣的時代和環境之中,我們為什么要這么活著?怎樣的生活才是有意義的?我們究竟如何才能有所貢獻?為什么要作出這些貢獻?究竟什么是幸福?死亡對于每一個人意味著什么?究竟應當如何面對死亡?等等。

之所以說這些問題是人生的根本,是因為人不能依靠本能生活,而必須依靠思想,這是人與動物的區別所在,也是一個受教育的和沒有受教育的區別所在。其實,大學生畢業之后,由于工作、家庭等等的世俗事務的迫切要求,反而被社會裹挾著走,顧不了思考這些根本問題。但恰恰在這時候,人們才真正面臨這樣的問題:工作、失業、疾病、官司、死亡等等,人生的種種痛苦接踵而來,大學最美麗的時光已經不再。而面對這些問題,往往要依賴在大學時代的思考提供解決的思路,奠定生活的基本品質。因此,大學時候思考這些根本問題似乎對于畢業找工作沒有幫助,但恰恰是晴天備傘,會受益終生。因此,大學對一個人的幫助不僅是找一份職業,而是幫助他奠定對人生基本問題的思考,奠定一個人最基本的倫理品質。

就拿我們法律職業來說,大家都說談到目前法律職業倫理的匱乏,但是,如果一個人不去思考人生的根本問題,不能理解生命的意義,對人生沒有基本的信仰或信念,職業倫理培養最終也是一句空話。法律職業需要職業倫理的支撐,職業倫理需要人生信念或信仰的支撐,而人生信念或信仰需要大學教育來幫助探索和確立。但是,如果大學教育要奠定人生的信仰和信念,就需要把一個人的思考和生命融入到延綿不絕的歷史長河中,這恰恰是大學通識教育或者經典閱讀的意義所在。而我們今天的法學教育已經越來越職業化,越來越單薄,與大學的名稱越來越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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