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培東

顧培東 1956年11月生,江蘇建湖縣人。現為四川大學法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985平臺首席科學家;兼任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委員會委員,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等職。1992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95年入選首屆“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1995年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計劃,2005那年入選當代法學名家。1972年高中畢業后,當過農民,進過工廠,在過機關。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學,1981年提前畢業并考入本校民事訴訟法專業研究生,1984年畢業留校任教。1987年初調入四川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四川省經濟研究中心),先后任研究所副所長、所長,體改委秘書長、副研究員、研究院等職。1995年正式辭去公職成為職業律師。2000年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2008年調入四川大學任現職。近三十年來,從事經濟學和法學研究,并集中對于法治、司法以及經濟改革中重要現實問題的研究。獨立或合作出版書(譯)著十余部,代表性作品有《社會沖突與訴訟機制》、《大陸法系》(合譯);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余篇。

20篇文章

顧培東:不后悔你的專業選擇——在四川大學法學院2017級新生開學典禮上的致辭

顧培東四川大學法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下午好!法學院安排我在今天的開學典禮上作一個發言。我很清楚,在這個儀式感很強的場景中所作的發言,無非是為新同學奉上一碗或濃或淡的“雞湯”。每逢開學季或畢業季,朋友圈中總是漂浮著名校名師們類似的各種演講,或辭藻華麗,妙語連珠,幽默風趣;或引經據典,哲理深邃,指點迷津,其中飽含著老師對學生們的殷切期望,貫穿著老師們對某種人生信念或價值取向的堅持,也或多或少夾帶著老師們展示自己才華和智慧的欲望。面對這樣一個被定位的角色,雖然我也無法免俗,但我更愿意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與各位分享我對法律或法學專業的理解。因此,我把發言的主題確定為“不后悔你的專業選擇”。我希望在若干年后,這個主題能夠轉換為你們每一個人對自己人生經歷的一種引以為豪的判斷。 差不多40年前,我與你們中的很多人一樣,對法律專業的內涵和意義毫無了解,茫然懵懂地走入了這個專業。近40年后的今天,法律、法學已成為我生命中的關鍵詞,已成為我一生中抹不去的印記,揮之不去的情感,也成為我無法失卻的技能,以及永遠走不出的生存空間。這一切,不僅僅是因為我浸淫于其間幾十年所形成的對這個專業的鍾愛,更主要在于這個專業確實具有鑄就人的命運和靈魂的如此魅力或魔力。 然而,這種魅力或魔力決不是某種超現實的力量,恰恰相反,這種魅力或魔力緣自于這個專業所具有的諸多常為人們所忽略的功利性因素。我把這些因素粗略地歸結為以下幾點: 首先,法律或法學是能夠把個人的視野和境界與國家聯結在一起的專業。雖然現代社會中個人與國家總是存在一定的聯系,但不同專業的個人與國家聯系的緊密度是不一樣的。法律是國家的法律,因此,從事法律職業的人始終是站在國家的立場和高度上,思考并且實踐著國家需要思考與實踐的大事。諸如“國家治理”、“社會控制”、“社會關系調整”、“社會矛盾解決”等等大詞,充斥在法律人或法學人的生活之中。事實上,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思維…

顧培東:法學研究中問題意識的問題化思考

顧培東四川大學法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 法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主要體現為法學理論對于法治實踐的敏感度及涵攝力;問題意識是法學研究或法學理論與法治實踐之間的主要媒介。當下法學研究中問題意識的缺失,與我國法學研究及法治進路的雙重轉型相關,也與法學學科的特性、研究者的知識結構及對待法治現實的態度密切相關。提升問題意識需要推動法學理論研究者法治共識的形成,強化對法治運作實然狀態的了解,善于把法治實踐的“問題”轉化為法學理論研究主題,同時要保持對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合理導向。

顧培東:當代中國法治共識的形成及法治再啟蒙

顧培東四川大學法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 社會成員法治共識的缺乏,是當代中國法治進程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社會成員在法治問題上的分歧,集中體現于理想主義法治觀與實用主義法治觀的差異。理想主義法治觀可分為樸素的理想主義法治觀、偏執的理想主義法治觀以及理性的理想主義法治觀;實用主義法治觀可分為樸素的實用主義法治觀、放縱的實用主義法治觀以及理性的實用主義法治觀。理想主義法治觀與實用主義法治觀的形成及分歧,與法治知識傳播和交流中的智識屏障直接相關,這些智識屏障造成了社會不同層面對法治本相了解的失真,進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法治觀念的差異。為此,應通過法治的再啟蒙,強化全社會對于法治基本知識或法治本相的了解與認同,并以此為基礎,推動全社會法治共識的形成。

顧培東:增強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實效

顧培東四川大學法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法治現代化是當代各國尤其是新興國家共同面臨的發展主題。然而,由于各國國情特別是各國法治建設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國家間法治現代化所要解決的問題及內容也有較大差異。從我國法治建設的歷史經驗和實際情況看,法治現代化應注重解決以下幾方面問題。 明確法治的發展道路與模式。現代法治發展的基本實踐及趨勢表明:一方面,法治沒有統一的模式,西方的法治模式并不是各國的唯一選擇,各國法治的創立或發展也不可能通過移植或輸入其他國家的模式而實現;另一方面,由于現代社會關系日益復雜,法治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其他因素的聯系更加緊密,法治發展更趨向于追求國家或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和實效性,亦即由形式法治向實質法治轉化。這樣,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首要任務就在于擺脫西方自由主義法治理論的影響,以現代法治發展的基本實踐和主導趨勢為參照,進一步明確我國法治的發展道路與模式,并在此方面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共識。在這個過程中,一是對法治形態的多樣性、差異性保持清醒認識,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信心,并且從人類法治文明的發展與進步中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獨特價值與意義;二是更加重視法治與國情的適應性,重視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實際效果,在尊重法治內在規律的前提下,創造性地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內涵。 有效處理法治發展中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矛盾。從既往實踐看,特定國家法治的形成、發展、成熟需要經歷漫長的歷史過程,不僅體制、制度的建構和完善需要長時期的經驗積累,社會成員法治意識、法治理念以及全社會法治文化、法治氛圍的形成也需要長時期的培育。在不同時期,法治自身所顯現的狀態以及所承載的社會使命也不盡相同。西方國家法治歷時性經歷或解決的問題,在當下中國卻需要共時性地面對。我國法治建設過程中,需要面對和處理因快速發展而帶來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矛盾。比如:先進的法律制度與相對滯后的法治文化建設的矛盾,嚴格的程序化法律實施和運作方式與…

顧培東:完善中國特色司法審判制度的重大步驟

顧培東四川大學法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 顧培東   本文從四個方面理解和把握《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的主要精神和內在機理:以權力重心下移為取向重塑人民法院內部審判權力格局;以規范審判運行秩序和合理配置審判資源為目標明確各主體的職能與職責定位;以保持法院對審判活動的整體控制力為前提實施并強化審判的監督管理;以權責相符、主客觀統一為原則建構審判責任認定和追究制度。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末法制建設恢復以來,中國特色司法審判制度一直處于探索之中。正因為如此,對于人民法院而言,這一輪司法改革,不僅面臨著解決實踐中突出矛盾和主要問題的現實任務,更承載著推進中國特色司法審判制度基本定型并趨于完善的歷史使命。《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下稱《若干意見》)的出臺,在完善中國特色司法審判制度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雖然《若干意見》以法院司法責任制為主題,但基于司法責任制在審判運行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因而其內容實際涵蓋了人民法院審判運行的方方面面及整個過程,由此也奠定了中國特色司法審判制度的基本架構,描繪出中國特色司法審判制度的基本圖景。本文試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和把握《若干意見》的主要精神和內在機理:     一、以權力重心下移為取向重塑人民法院內部審判權力格局   在以人民法院作為審判主體的既有制度前提下,審判權如何在法院內各主體之間配置,這是確立中國特色司法審判制度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十余年來,在此方面,制度及實踐層面上都有一些反復,但迄至現今,總體上說,作為審判權核心的裁判決定權,仍然主要集中于院庭長及審委會之身,至少院庭長及審委會對裁判結果保持著不同程度的終極性話語權。這也是當下飽受各方面詬病的“審而不裁、裁而不審”現象。《若干意見》最為突出的舉措在于,依據“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原則和理念,堅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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