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龍剛

于龍剛,1988年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講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基層法治研究所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法律社會學、基層司法。聯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12篇文章

于龍剛:社區性宗教:鄉村基督教傳播再認識

于龍剛

[摘要] 經典世俗化理論難以有效解釋中國鄉村基督教傳播現象。具有多維形態的基督教不僅蘊涵“人-神”結構的精神信仰體系,而且包含“信徒-教會”結構的地緣信眾網絡。在傳播過程中,信徒在精神層面的超越性體驗和對教會組織的集體歸屬合二為一。嵌入熟人社會的教會組織實現功能延展,發揮出生活互持、生產互助、糾紛調解等社群功能。基督教不僅為信徒提供了超越性的意義世界,而且提供了具有獨立評價體系和交往規則的關系網絡,成為一種“社區性宗教”。基督教迅速傳播反映出結構轉型背景下村莊社會競爭加劇;村莊非正式規范難以得到有效維護和執行,針對弱勢群體的越軌行為得不到有效制約;村級組織治理能力弱化,村莊公共品供給不足。需要將宗教管理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切實解決宗教傳播反映出的治理問題。

于龍剛:基層派出所執法遇到的問題

于龍剛

當前,公安改革的一些舉措正在推出。改革的一個難點是在基層。畢竟,基層公安機關所面對的社會環境日趨復雜。筆者在近年來,在各地公安機關,尤其是基層派出所進行了一些調查,獲得了公安機關領導和基層民警的大力支持,對基層公安工作所面臨的復雜性、特殊性有很深的體會。實現公安改革的法治目標與政治目標,需要更多的社會合力。 責任 在中國語境下面,民警不僅具有依照相關法律法規,打擊違法犯罪活動,維護社會穩定的法律責任,而且承擔了走群眾路線,積極為群眾服務,滿足群眾各類需求的政治責任。在基層派出所,公安民警常說公安工作不僅是執法工作,更是群眾工作。法律責任以法律規定的職責權限為邊界,權限之外警察可以不管不問;政治責任則相對模糊,沒有邊界。當前,“有困難找警察”、“有警必出”、“有求必應”等一系列口號,實際上都反映出人民警察所承擔的政治責任。 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矛盾糾紛后,或者出現其他問題,人們往往首先想到警察。相比于政府其他部門,警察有人身強制權,更具有權威,“人們更怕警察”;相比于法院,通過警察調解糾紛更為便捷,也不需要出立案費。因為警察承擔了政治責任,對于群眾的各類訴求,他們不能“臉難看、事難辦、門難進”,更不能推之門外,不管不問。但是,警察并不是所有問題都能解決。 2015年初,筆者赴西部某派出所調研,遇到一位90高齡的老人。他家離派出所兩三公里,每天拄著拐杖步行來派出所反映情況,十年如一日。2004年,老人保存下來的16塊“袁大頭”被人騙走。他認為騙子是鄰鎮一位姓王的農民。派出所民警經過調查,發現此人并無作案動機和時間,而且,案件沒有任何線索,老人所說的其他話也缺乏證據支持,最終裁定不予立案。 此后,老人成為所里的常客。每天來所里要求民警抓捕王姓農民,經常堵在所長門口。老人雖年屆90,身體十分硬朗,但神志已有些不清,家人、村干部都勸說不下,民警也沒辦法。 像老人這種情況在基層派出所頗為…

于龍剛:基層執法中的專項行動:原因、實踐及后果——以公安專項行動為例

于龍剛

[摘要] 在基層社會,一線執法的低可見性、執法事務的復雜性、執法行為的伸縮性凸顯了常規性機制的治理困境。專項行動通過建構目標管理責任制、執法錦標賽機制,來激勵一線執法、整合執法資源,彌補常規性機制的不足。專項行動例行化,拓展了執法職能,重構條塊關系,實現科層體制的制度發展與創新。專項行動改變執法邏輯,產生選擇性執法和暴力執法的風險。專項行動與常規執法機制互為補充關系。在治理轉型背景下,既需要防治專項行動的法治風險,更需要理解和發揮專項行動的組織功能和治理功效,從而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于龍剛:失落與迷茫:鄉村社會轉型中的青年人離婚——基于晉中東村的個案研究

于龍剛

[摘要] 當前農村青年人離婚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很多地區出現離婚潮。因賭博導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感覺村莊、家庭生活平淡,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通過網聊、外出務工產生外遇,這三者是導致青年人離婚的主要原因。青年人離婚體現了他們的意義世界發生變化。在傳統村落,以傳宗接代為內涵的本體性價值構成維系鄉土婚姻的價值基礎。鄉村社會轉型導致本體性價值解體。在家庭、村莊生活中,個體開始注重情感需求與感觀體驗。青年人接觸外界機會多,接受外部事物的能力較強。青年人婚姻最先受到影響。青年人離婚成為普遍現象說明社會轉型消解了鄉土婚姻的價值基礎,卻未同時賦予新的價值。青年人處于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的交接地帶,他們是現代社會中的失落者,離婚現象的普遍發生反映了青年人價值缺失后的迷茫。離婚潮的出現對鄉村社會秩序造成沖擊,亟需重建現代婚姻的價值基礎。

于龍剛:法治與治理之間:基層社會警察“解紛息爭”機制分析

于龍剛

[摘要] 社會轉型背景下警察逐漸成為基層糾紛調解的主要力量,正式糾紛調解體系取代非正式糾紛調解體系。糾紛調解活動同時嵌入到基層法治建設和國家治理實踐中。作為基層法治建設一部分的糾紛調解規范化實現了調解體系的科層化與規則化。但是由于法律世界與生活世界之間的張力,以及基層社會國家能力匱乏,調解實踐陷入非規范化的運作形態。在糾紛格式、社會空間、組織體制三個層面出現悖論與沖突,調解實踐內嵌入議價機制與暴力再生產機制,形成充滿策略行為和暴力契機的脆弱秩序。化解糾紛調解困境,需要在規范警察權與提高警察糾紛解決能力、制度建設與價值內化、法治目標與治理目標之間兼顧平衡,彌合規范化糾紛調解體系與現代性糾紛解決能力之間的裂痕,在推動基層法治建設同時實現社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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