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磊

1989年生,江蘇省淮安市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基層法治研究所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學、基層社會治理、司法制度。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手機號碼:18708129512。

21篇文章

劉磊:通過典型推動基層治理模式變遷——“楓橋經驗”研究的視角轉換

劉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  “楓橋經驗”已經成為中國特色法學知識體系、話語體系和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相關知識、話語和實踐得以融合的重要載體。有關“楓橋經驗”的大量研究側重于考察其內容,使用共同或相近的分析框架和政策話語,出現了研究的內卷化和泛化。若要推動“楓橋經驗”研究的深入,需要轉換研究視角,由側重對其內容的研究,轉向對其所蘊含的中國基層治理模式變遷路徑的研究。 “楓橋經驗”蘊含的變遷路徑,可被歸納為“頂層倡導—基層創新—中層承接—理論提煉—全國推廣”。這一變遷路徑使得“楓橋經驗”由單一性經驗轉變為綜合性經驗,由局部性經驗提升為全國性經驗,由歷史性經驗演變為現實性經驗。依循這種路徑借鑒和推廣基層治理典型模式,要處理好內生價值與外部推廣、特殊性與普遍性、一統性與基層自主性之間的關系,防止可能出現的偏失。

劉磊:基層法院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回應形態及其形塑機理——兼評司法地方保護主義話語

劉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 縣際競爭推動的縣域經濟發展是促進實現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因素。包括法院在內的縣域政權體系,均參與到由地方黨委政府主導的縣域經濟發展之中。基層法院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具有較強自主性的回應形態,這種回應形態為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保持了較大的自主空間,同時也有助于法院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發揮一定的作用。將法院參與地方經濟發展視為“司法保護主義”的批評話語,忽視了司法地方保護主義得以發生的初始條件已經明顯改變,未將所有制、經濟發展模式、經濟結構等方面因素納入對此問題的綜合考量之中,缺乏對法院參與地方經濟發展具體方式的經驗性把握,以至于放大了司法地方保護主義在目前的普遍性。需要全面認識基層法院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及其限度,避免可能存在的偏失,合理設定司法體制改革方向,從而保證司法公正。

劉磊:中國土地制度的憲法解釋:問題、爭議及權衡

劉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 近年來,中國土地制度引發諸多爭論,集中體現為對憲法第十條的不同解釋。許多學者試圖“回到憲法”,通過對土地條款的規范憲法學解釋來彌合分歧。然而,從基本權利理論出發的規范憲法學解釋方案并未能消弭分歧。這一爭論的實質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同學者在此問題上持有不同的利益關懷。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與中國憲制緊密相聯,現有土地制度對于處理國家與民眾關系、不同利益群體之間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要以慎言違憲的態度對待憲法確立的土地制度基本架構。對于決策層而言,需要注意土地制度的變動,特別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的調整與中國城市化所處階段相匹適,審慎權衡此種變動所帶來的一系列影響。

劉磊:刑事訴訟法與監察法銜接的政治邏輯

劉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摘要] 我國刑事訴訟法與監察法之間的銜接需要建立在準確把握其中政治邏輯的基礎之上。這種政治邏輯蘊含于立法過程的博弈之中,并且凝結為監察法所設定的權力關系和利益格局。在二者銜接問題上存在基于不同價值取向而產生的認知分歧,這種分歧集中地體現為對監察機關權力邊界的設定,具體而言主要是律師對監察機關調查活動的介入、檢察機關對監察機關的約束這兩個方面。依循政治邏輯,在監察法已經制定并實施的背景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以監察法確定的基本格局為參照標準,從而實現兩部法律之間的有效銜接。政治邏輯的存在,意味著“兩法銜接”中的價值分歧無法完全消弭,最終的價值權衡依然取決于立法過程的博弈以及政治判斷的做出。

劉磊:基層政權建設的演變及進路——以政-民關系為視角

劉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隨著社會轉型不斷推進,我國基層從結構到生態都發生了變化,基層政權建設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中共十九大指出要“鞏固基層政權”,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提出“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夯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礎”。基層政權建設千頭萬緒,錯綜復雜,抓住其中的主線是有效破解難題、探索建設進路的重要前提。   一、基層政權建設的核心問題:政-民關系 (一)國家政權建設中的政-民關系 國家政權建設有兩個基本維度,一是中央與地方關系,二是國家與民眾關系。一方面,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界定決定著國家的基本政治架構,為國家治理的實施奠定框架基礎,國家與民眾關系是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以及由此構建的制度體系中展開。中央與地方關系作為特定時期的結構性因素,會傳遞到國家與民眾關系的具體互動中并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國家與民眾關系對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調整也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在不同時期,隨著國家與民眾關系的變化(例如,二者之間是以國家向民眾汲取資源為主還是以國家向民眾供給資源為主),中央與地方關系也會隨之變動和調適,從而以新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回應國家與民眾關系的改變。隨著社會多元化、群體分化以及社會自組織能力增強,國家治理的趨勢是以國家與民眾關系作為主線。[1] 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點在于中央與省級的關系,而市、縣、鄉三級并不屬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主要內容。也可以說,中央、省級與市、縣、鄉之間分別主要掌握“治官權”和“治民權”,從而形成“上下分治”的治理體制。[2]從理論分析的角度看,可以將國家與民眾關系進一步劃分為中央與民眾關系、地方與民眾關系。在我國,中央與民眾關系主要體現在政治象征層面,并且通過國家基本的政治架構呈現和運行,處于融洽狀態:一方面中央不斷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另一方面民眾對中央有著高度的認同感。但是在民眾與地方之間,尤其是民眾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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