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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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少石:電信詐騙是如何“組裝”的:對犯罪組織及其形成機理的考察

孫少石

[摘要] 本文以真實案例作為經驗基礎,剖析電信詐騙犯罪的組織形態。任何一起電信詐騙,都可以視為三個相對獨立、卻又彼此協同的部分之合成:撥打詐騙電話、通訊流和資金流。但這三個部分的組織方式不盡相同:撥打詐騙電話與傳統的犯罪組織結構類似,屬于一種紀律型的組織形態,但是通訊流和資金流則表現出一種松散、開放、以客戶為名義連接在一起的組織屬性。之所以三者能夠合為一體,與互聯網高度相關,從中可以管窺互聯網對傳統犯罪的改造。

孫少石:知識生產的另一種可能——對社科法學的述評

孫少石

嘿,兄弟!我們好久不見,你在哪里; 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請打招呼。 ——《武林外傳》主題曲   科斯將中國的經濟社會改革概括為“邊緣革命”:有突破性的變革并不發生在中心,而是暗潮涌動在邊緣[1]。盡管討論的是中國變遷這樣的宏大主題,但樸素的道理卻足以向其他方向擴展。仿佛是對科斯的呼應,“法律的經驗研究”的第一屆研習營舉辦在云南大學,西南邊陲,但勃勃有力,這是2013年的11月;第二年5月,勢頭漸起,華山論劍,這場發生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的對話”攪活了學界,緊隨其后的還有“社科法學連線”(Law and Social Sciences Union)、“社科法學讀本”。一個名為“社科法學”的至今尚難界定的——組織?學說?學派?運動?——事物就這樣突然出現,對中國法學界,乃至社會科學界,掀起了一場不小的波瀾。 什么是“社科法學”?這是蘇力十多年前提出的關于中國法學范式分類的一個概念: “他們更多借鑒了其他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的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試圖通過一些更為具體的問題的分析來把握法學”“這一學派……最大的共同特點就是——自覺地或迫不得已地——不把法律話語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而是試圖把法律話語與社會實踐聯系起來予以考察,考察其實踐效果”[2]。 從現有的研究看來,它們基本是對蘇力這一界定的豐滿。那么既然這個概念本身并不新近,圍繞著這一風格的研究歷程也不是一朝一夕,為什么過去“養在閨中人未識”,又是什么力量激活了這個似乎沒入沉寂的名詞? 但這真的僅僅是一個詞嗎?如果只是為了表達上的精確,不妨使用“法律和社會科學”,或者為了追尋對學術流派傳統劃分的某種接續,稱呼“法社會學”也未嘗不可[3]。但問題是一個語詞一旦進入社會生活層面,將不只有交流溝通的功能,它會類似于標簽,還存在著與權力意志如影隨形的諸如甄別、分類,促人“站隊”的功能。大量個體或群體的…

孫少石:另眼旁觀——對“社科法學”的一個反思

孫少石

嘿,兄弟!我們好久不見,你在哪里; 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請打招呼。 ——《武林外傳》主題曲   2013年10月的一天,我收到一位老師的郵件,說的是即將在云南大學舉辦一個名為“法律的經驗研究”的研習營,正在招募學員,老師問我是否愿意報名。如此機會豈能錯過,我未有片刻猶豫。當時我認為的這不過是一次特殊的授課體驗,現在回過頭一看,卻與緊接著的包括“社科法學連線”、“社科法學讀本”,以及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華山論劍——“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的對話”,共同構成了統在一個名為“社科法學”的至今尚難界定的——組織?學說?學派?運動?——事物在2014年中國法學界,乃至社會科學界,掀起的一場不小的波瀾。 什么是“社科法學”?這是蘇力十多年前提出的關于中國法學范式分類的一個概念: “他們更多借鑒了其他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的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試圖通過一些更為具體的問題的分析來把握法學”“這一學派……最大的共同特點就是——自覺地或迫不得已地——不把法律話語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而是試圖把法律話語與社會實踐聯系起來予以考察,考察其實踐效果”[1]。 從現有的研究看來,它們基本是對蘇力這一界定的豐滿。那么既然這個概念本身并不新近,圍繞著這一風格的研究歷程也不是一朝一夕,為什么過去“養在閨中人未識”,又是什么力量激活了這個似乎沒入沉寂的名詞? 但這真的僅僅是一個詞嗎?如果只是為了表達上的精確,不妨使用“法律和社會科學”,或者為了追尋對學術流派傳統劃分的某種接續,稱呼“法社會學”也未嘗不可[2]。但問題是一個語詞一旦進入社會生活層面,將不只有交流溝通的功能,它會類似于標簽,還存在著與權力意志如影隨形的諸如甄別、分類,促人“站隊”的功能。大量個體或群體的現實利益由此將圍繞在這個詞的周圍寄生與繁衍,使用者未必自覺、但也勢必帶入這樣的利害關切。 那么使用者,或者更直白地說,通過使用這個詞而受益…

孫少石:閱讀蘇力:本土資源及其他

孫少石

[摘要] 本文將作為一個走進并理解蘇力的努力,試圖通過蘇力的論文、譯著、演講辭、詩歌等文本梳理他的法學理論脈絡,展示其為學與為人,爭取智識的碰撞以期帶來更多的對法學、對中國社會的思考。文章的大致保持蘇力自己學術研究中“無法說清楚的理由”的結構,但并不完全相同:本土資源和中國社會法制的現實,對于司法的理論貢獻,對法學教育的反思,突破傳統法理學后帶來的新鮮空氣,提供方法意義的語境論,蘇力非中國式的表達,最后將以“超越法律”收束全文。

孫少石:邊疆治理在歷史變遷中與大國憲制的關系

孫少石

是故封建之弊,強弱并吞,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場之害苦無已時。欲去兩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乎![1]——黃宗羲 一、問題 傳統國家受制于行政能力的低下,從中心向四周放射的權力半徑自然相當有限,因此對邊疆的控制其實處于一種比較曖昧的若即若離狀態,直到民族國家的出現,才能準確地將行政管轄的范圍和明確邊界的領土大致對應起來,也才產生了具有扎實穩定意涵的國界與國家[2]。僅僅從一般的原則層面講,這當然無可質疑,但對于探究具體問題,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民族復雜、歷史悠長的大國,這種的簡單概說顯然味道很是不夠:傳統中國是如何受制于微弱的行政能力的?行政能力微弱如何體現?權力向四周的擴散依托哪些途徑?受到了怎樣的阻礙,無論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對邊疆控制的曖昧表現在哪些地方?經過現代化的改造,起碼也是“佯裝成民族國家”(白魯恂語)的現代中國在治理邊疆上又有什么新的實踐以及效果如何? 文章將大致圍繞這些問題予以鋪陳,解讀這些問題背后廣義的法律——政治與法律——的制度寓意與因受社會條件約束而隨之發生的功能性變遷。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到理性主義的遮蔽以及知識分子對文字的偏見,人們在理解制度時已經不加反思地認為制度必定或總是通過書寫方式得以存在,否則頂多也只能算作變態。這種關心“名”的做法有其形式理性下的合理性,但因此忽略或不承認“實”,對那些“融化在血液中,銘刻在腦海里,落實在行動上”的流淌在歷史與行動中的慣常性行為視而不見或覺而不察卻又是不合適的。而這個問題的另一個特征是我們在觀察、認識制度時常常不自覺地以西方近代社會常規階段里的某一制度生搬硬套地作為參照,在這種食洋不化的心態支配下,我們忘記了一切制度概莫如外是基于本國實際需要產生并總是回應本國問題,不首先立足于中國實際情況卻動輒從西方一般理論當中尋求“正當化”論據,這當然會看不到、不承認,甚至僅僅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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