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田力為,筆名老田,獨立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現當代的中國政治經濟。原籍湖北蘄春。高中畢業后當過三年職業農民,后考入武漢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后在深圳外資企業打工,后進入一家國有企業擔任推銷工作,1999年開始大幅減少商業事務,主要時間與精力專注于中國發展戰略與宏觀管理問題研究。老田研究援引的思想資源主要為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和毛澤東思想,主要關注方向為國家發展的資源問題與基本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由于全球人地關系日趨緊張,最終全人類最終都必須實現與自然和諧相處,走適度發展之路,由于中國人均資源不足,而且無法改變在全球資源分配中間的不利地位,因此必須第一個走適度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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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對主流文革史寫法的知識社會學分析

老田

文革研究的主要問題,除了要擺脫那種特定的知識與權力的關系之外,還需要走出“上層主導”的狹隘觀察視野,而從底層的群眾運動這樣一個實踐層次出發,這不僅可以規避“上層證據短缺”的問題,也更有助于梳理文革的種種曲折演化過程。 【本文是2013年“統計與政治”討論會上的發言,因篇幅較大,經過刪節之后刊于2014年第2期《開放時代》】 文革主要的政治現象是群眾運動,而且各個地區各個單位都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兩個相互對立的派別。我讀過三個版本的主流文革史,嚴家其的、金春明的、王年一的,這三本書讀完,你無論如何都無法分清到底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這三本書還特別突出文革中間的各種“惡”,特別是各種駭人聽聞的受迫害情節、受迫害數字、經濟損失數字。這三本文革史寫法有兩大特點:一是遮蔽掉文革中間的明確政治分野,二是強調各種“惡”,試圖給讀者建立起大數量的“惡”與一個含混的文革概念之間的因果聯系,這種文革史寫法應該不算偶然,而是可以檢驗出一種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前面談到大躍進大量人口數字確定的困難,實際上確定文革的相關數字的復雜和困難程度,還要大得多,大躍進時期還有一個高居于社會之上的政府機構,文革期間不僅政府喪失權威和調處能力,更為嚴重的是組成政府(或者革委會)的成員,不管是來自前造反派還是來自前當權派,都陷入了派性政治的泥坑。 我對武漢文革的研究主要通過口述史方式進行,以前試圖反映造反派、保守派和當權派,后來也只能舍棄保守派和當權派這兩個方面,這兩部分人很難接觸,接觸之后也很難讓他們敞開心扉講述自己親歷的歷史。我的口述史研究,到最后得到的主要是來自造反派方面的資料,用這些口述史資料認識文革,應該算是一副帶有造反派局限的“有色眼鏡”。不過,從造反派的有色眼鏡看文革,能夠看到很多主流文革史寫法中間忽略或者是“刪去”的重要方面:文革理論和政策設計與文革實踐之間的嚴重脫節,特別是當權派和保守派在文革期間的關…

老田:牛棚和五七干校什么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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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干部受迫害的主渠道:牛棚和五七干校什么樣子 ▲五七干校的夜讀/ 朱宣咸作品 文革期間,因為要實行機構精簡,各地黨委和人委的大多數干部,都未能在新成立的革委會中間獲得職位,因此,一個時間內“剩官”多得不得了。人委這個名稱是學習蘇聯的,各級政府不叫政府,叫人民委員會,鄧小平掌握實權之后,廢除了文革期間成立的革委會,才改稱人民政府。 1971年斯諾訪華的時候,周總理特地接見他,對他介紹過官員大幅度減少的情況。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級別,有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官員喪失權位,下五七干校勞動。周總理說:“過去,中央政府直屬部門有九十個。現在只剩下二十六個。現在這些機構都由革命委員會管理,在每一個革委會中都有黨的核心小組起領導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員有六萬多人。現在大約有一萬多人。”“那些換下來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換下來的干部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稱為‘五·七干校’的農村中心去了,……‘下放’到公社學校去,并不是為了懲罰,而據說被看作是黨內的繼續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級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經受思想檢查,作為一種例行的政治療法。【斯諾著 伍協力譯《漫長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14頁】順便說一下,毛主席的小女兒李訥也一樣下過中直機關五七干校,還是在干校里找的對象結婚的。 據《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記載:武漢市革委會及各區、局革委會(革命領導小組)立即組織干部學習黑龍江的經驗。1968年10月21日,市革委會舉行歡送大會。原市直機關干部4500人(約占市直機關干部總數的75%)按班、排、連組成6個大隊到幾個農場和郊區搞“斗、批、改”,開始了在機關干部中“全面清理階級隊伍”的階段。至12月止,全市城區又有2492人下農場搞“斗、批、改”。26日,市革委會在寫給省革委會的報告中,贊揚機關干部“下去便打響了清理階級隊伍的人民戰爭”,在短短的一個月,…

從太原警察殺人案看當今中國的階級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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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權力“公共性”的困境:深度揭示太原警察殺人案背后的階級鴻溝 太原警察殺人案發生后,很長時間未能依法追究,這暴露出當今中國政治經濟體系中間許多深層次問題。階級鴻溝的實際存在并且在統治階級成員心中扎根,就很難在官場輸入為公眾服務的精神,這是重建權力公共性的首要障礙。建筑業的項目經理人制度,是市場化改革進程中間創造的特殊資本人格化主體,這一主體確實有助于資本增值和利潤實現,但其對于法治和權力公共性建設的障礙,也是極其巨大的。為利潤而生產的邏輯,從根本上把基層黨組織排擠到管理邊緣,使其無法履行“黨委保證監督職能”,從而也使得黨領導與基層社會處于完全斷線的狀態,喪失了落實立黨宗旨的組織基礎。而公知們的言說邏輯,肯定是一種有助于中國政治美國化的轉型宣傳,但卻無助于權力公共性建設和法治的逐步落實。 ? 一、公共性對于政權的重要性 “衙門八字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個諺語在共產黨革命勝利后,輿論宣傳中間這個民諺被高頻次反復引用,民諺深刻地揭示了舊政權完全沒有公共性的事實,在其反面則彰顯了新政權基于公共性的合法性。像舊政權那樣當官的只為有錢人服務,而且公權力的服務還要與收取賄賂掛鉤,這就意味著一個政權完全喪失了合法性,喪失了存在的理由,因此,新政權的勝利就是公共性的恢復和上升,就是人民的勝利和少數統治階級的失敗。反過來,在民諺揭示出舊政權喪失公共性的地方,其實就是新政權必須防范重蹈覆轍之地,公共性問題是一切政權都必須經歷的共同檢驗標準。 以革命方式推翻舊政權來重建公共性,毫無疑問是一種社會成本極高的方法,不能夠經常使用,所以,尋求各種防止政權公共性衰退的方法,就是一種理性的選擇。革命之后,共產黨政府重建政權公共性的努力,經歷過漫長的努力過程:共產黨進程第一步是撤換民憤極大、欺壓百姓的舊官僚,通過鎮反、民主改革、三反五反運動,大部分受到老百姓痛恨的舊官僚都被清洗,代之以民眾歡迎的群眾性…

沒有集體組織就沒有農民的投資理性——說說老家那個村子修了條水泥路

老田

農民的投資理性,內在地與組織狀態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在眾多的農民居民之間分配投資負擔和收益的交易成本,遠遠高于“一事一議”條件下那個松散鄉村基層組織的負擔能力。因為沒 有一個服務于農民的組織,就導致各種最迫切需要的投資活動無法實現。換言之,合理的農民組織是投資理性的前提條件。  一、農民的投資理性與最迫切需要的關系 沒有一個農民自己的組織,合理的投入決策就不可能做出來,無法實現以有限的資源去改善最為迫切的生產和生存條件。不僅如此,由于缺乏一個恰當的組織來凝聚大家的意志和力量,今天 的農民已經不太去設想生產和生存條件的改善了,而是追尋各種“看得見”的可行方案。 2012年7月底,我老家那個村子(也就是毛時代的生產小隊)修了條水泥路,按照城市的標準,這條路水平不高,寬度只有三米五,厚度20厘米,完全沒有配筋,主要作用就是把泥巴路面硬化 。這條路全長一點二公里,除了上級政府財政的配套資金之外,本村需要籌集19萬元資金。全村人口僅僅200余人,人均負擔在600元以上;此外還要通過各種方法向外“募捐”來解決部分資 金。 對于一個小村莊而言,修筑這條水泥路的投入,乃是有史以來“最大投資”,推而廣之,全國絕大多數種糧的農村地區,修水泥路都是有史以來最大投資。近些年來,鄉村面貌的最大變化, 就是“水泥路”建設上的“村村通”工程,也許全國的大多數村莊都有了水泥路與外面聯接。 修水泥路花了最大一筆錢,應該說這條路還是切合農民某些需要的,否則,這個決策也無法做出。問題在于:在農民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都很低下的現實中間,花大錢修路是不是切合了最為 緊迫的需要。更為糟糕的是,有限的投資能力如何與最迫切的需要進行匹配,這個非常重大的決策問題,并沒有進行過“認真比選”就已經做出了,也就是說,在投入巨資修路之外,農民對 于改善本村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的其他“投資選項”,未加仔細考慮,就做出了這個重大決策。這…

只有一種“晚年錯誤思想”有著預見性——謹以此文紀念人民導師毛主席誕辰12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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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蘇聯解體和東歐變局時期,西方學界還有反思能力的教授們提出一個重大問題反躬自問:為什么在蘇東波之前沒有任何一個人預料到事情會演變成這個樣子?深入追問就是:所謂的社會科 學研究到底有什么作用,上百年的學術精英前赴后繼、上百年的積累和進步,真的對于人類社會的理解就那么淺薄?不能夠一絲一毫地有益于預見未來和重大歷史事件的走向?這么一問之后 ,問題就來了,到底社會科學還有沒有“科學性”可言? 一、毛澤東錯誤思想的預見性 如果硬要找一個例外的話,那就是被他的同僚們定義為“晚年錯誤思想”的毛澤東,有且只有這么一個人,曾經事先準確地預料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復辟取向和復辟勢力。還曾經于1963-1964 年領著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這個復辟話題,討論的結果最后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志編輯部”名義,公開發表了“九評蘇共公開信”。在這九篇文章中間,中共不僅表達了與蘇共的 不同政見,反駁蘇共的“全民國家全民黨”錯誤認識,還剖析了蘇共官僚階層業已成為背棄人民利益、僅僅只是掛著“共產黨”羊頭的異己勢力,預言在公有制不變的情況下,蘇共與人民群 眾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對立加深的趨勢,最終將會走向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面復辟。在共產黨黨內,與毛主席的不同政見大把大把,劉少奇在1960年代就認為國內沒有反修任務,言下之意蘇聯變 修問題僅僅只是一個特例而不是普遍性的結構走向,中共不存在變修問題;1989年鄧小平在接見戈爾巴喬夫的時候,以當初反修文章起草小組的領導者和親歷者身份稱“當初雙方都說了很多 空話”,這種自我批評的高風亮節看起來很值得稱道,但言猶在耳,蘇東就轟然崩塌,“空話”瞬間就印證成為歷史現實。 在這九篇文章中間,還對發達國家共產黨(主要是針對意大利共產黨)的結構改革思想,給予毫不留情的解剖,聲言他們最后將走向與既存的資本主義結構完全同流合污的道路,完全背棄勞 動人民利益和立場。二十世紀后半期發達國家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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