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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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治權與鄉村治理

李昌平

80年代的改革是農民普遍受益的改革。我記得自己1982年畢業,1983年到公社里面當團委書記,1985年我在鄉里面當書記,1985年出現糧食過剩,國家不收糧食了,倉庫裝不下,要我們搞多種經營,用糧食去養魚、養雞、養鴨、養豬,多種經營大發展,那個時候要辦企業非常容易,打一個報告到鄉鎮府蓋一個章就可以辦了。辦了企業,生產的產品就可以賣,都可以掙錢,村里比鄉里有錢,鄉里比縣里有錢,這種的格局。有了產品以后,到農村市場去交換,多種經營的產品、鄉鎮企業的產品去賣,這就有了市場,有了交換。當時是有計劃經濟的,糧食市場是一個價格,國家收購的計劃是一個價格,生豬計劃是一個價格,市場是一個價格,這就有了雙軌制。雙軌制不是張維迎老師發明的,也不是華生發明的,雙軌制是農民發明的;市場不是誰設計的,不是小平同志設計的市場經濟,市場是農村自己發育出來的。現在你們千萬不要信很多東西是哪個發明的,什么雙軌制,哪個人的功勞,這都是騙人的,太天真了。所以那個時代情況是一天比一天好,有了產品,農村市場交換,市場有點小,就跨出去交換,就進城交換,就有農民進城。比方說我們工作的鄉,在武漢現在的漢正街、六度橋那個地方設有鄉農工商總公司,在那個地方租了房子,掛了牌子,就源源不斷地把我們的產品送到武漢市去賣。我們還把武漢的一些國有企業的退休工人請到我們那個地方去,在服裝廠、油漆廠什么廠的,當技術員,當管理人員,是他們下鄉就業,發給他們工資,80年代是這么一個時代。80年代鄉鎮書記簽字銀行就給貸款,為什么?農村效益好,我有土地權,土地是農民的,是農民集體的,農民集體可以用土地發展工業,有土地就有金融,所以銀行老板不愿給國有企業貸款,愿意給鄉鎮企業貸款。那就是80年代,這是農民不上訪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80年代的大隊、小隊或者是村民小組依然是農民的集體,是真正意義上的村民的共同體或自治體。很多人會告訴你說,村民自治…

鄉村治權與農民上訪

李昌平

在海里工作過的一個朋友這樣對我感嘆:80年代,盼望每天能多收到幾封農民的上訪信件,到北京上訪的農民就更是鮮見了。雖偶爾有農民來北京上訪,但問題轉交給地方后,很快就解決了,基本上沒有重復上訪一說;進入90年代后,農民上訪信件像雪片一樣飛向北京,進京上訪的農民更是一年比一年多,重復上訪的“釘子戶”和“專業戶”令接訪人員頭痛不已。我80年代初期就在鄉下工作,到2000年離開鄉鎮,十幾年的感受和海里朋友是一樣的。80年代,到鄉鎮政府來上訪的農民幾乎沒有,有要求“平反”的,但只是請鄉鎮政府開個身份證明;進入90年代后,鄉鎮政府幾乎天天都有喊冤叫屈的農民。越級上訪者也越來越多,幾乎每天都有從上級批轉下來的信訪件,每月都有上級黨政機關命令鄉鎮政府派干部進城接上訪者回鄉的事情發生。 90年代農民上訪多了起來,一般都會認為是農民負擔過重和征地所引起的。這沒錯,但不準確、不深刻、不全面。負擔重不一定引起上訪,80年代如果將“剪刀差”算進農民負擔,其負擔比90年代輕不了多少;再說,90年代的負擔未必比人民公社負擔重,公社時期鮮見進城上訪的農民。80年代鄉鎮企業、社隊企業飛速發展,“征地”自然比90年代不會少,但卻鮮見農民為“征地”上訪的。實際上,每個時期都會有每個時期的矛盾,矛盾出現了,誰解決、誰有權和能力解決,恐怕是問題的關鍵。 我以為,90年代農民上訪急劇增加,與兩個制度改變有密切關系。一個是土地農民集體所有權虛置,導致村級治權喪失存在基礎,基層組織不僅喪失了化解矛盾的功能,還成為了矛盾的制造者;另一個是縣以下的治理體制“以塊為主”轉向“以條為主”,條塊分割,鄉鎮治權被部門權利碎片化了。不僅如此,鄉鎮政府為了固權“自利”,也成為了麻煩制造者。 先說土地農民集體所有權與村級治權。很多人都很贊成村民自治制度,但同時反對土地村民集體所有制度。其實,這兩個制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80年代為什么會出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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