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drawn from the World Value Survey (1990-2007) and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0),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basic pattern and the trend of Chinese political value in the reform er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ollowing five dimensions: regime preference, government preference, importance of politics, governmental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obedience.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paper include: 1) Chinese people share similar political preferences, which means that there is a domineering political value among Chinese people; 2) this domineering political value is characterized by preferring, trusting and obey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yet expecting it to allow freedom and development for individuals, a value that may be called “divided post-authoritarianism”; 3) although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itions have taken place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 political value of Chinese people does not experience systematic change accordingly; 4) the political value in discussion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support for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Keywords:political value, divided post-authoritarianism, transitional society,domineering value

 

李路路

李路路
一、問題與研究背景
  本文是基于抽樣調查數據,分析當代中國人價值觀系列論文之一,關注的是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及其變遷趨勢。
  人們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視角揭示當代中國社會的特征,并透視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發生的變遷,例如,經濟增長、對外開放、城市化、社會分化等,其中一個從獨特的視角揭示中國社會特征及其變化過程的,是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模式和變遷研究。這是一個受到高度關注但又缺乏系統分析的領域,充滿了道聽途說、自我推論,甚至是想象以及說教和爭論。
在中國,價值觀研究重新回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長期教條式禁錮的解除和對歷史的反思,使得“迷惘”或“價值真空”成為當時的“熱詞”之一。隨著90年代中國社會大規模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有關價值觀的話題逐漸沉寂,并被邊緣化,一時間人們好像都明白了應該追求什么、如何追求。將對價值觀的關注重新帶回來的,是伴隨經濟高速增長、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社會分化日益加劇而出現的道德缺失,甚至“世風日下”所引發的大量社會問題。
  21世紀以來,文化價值觀作為維持社會秩序和不同群體關系的最終機制重新為人們所認識(帕森斯,2003)。與國家強調主流或核心價值觀同步,一些學者開始從整體層面分析中國人的價值觀變遷(潘維,2008;王紹光,2008;沈明明,2008;康來云,2008;廖小平,2006,2008,2013;宣兆凱,2011),另外一些學者則從特定群體入手分析開展價值觀的研究,如對少數民族(魏昀,2012;任勇,2012)、農民(尹俏,2012;孔繁斌,1998;康來云,2008;何瑞鑫、傅慧芳,2006)和大學生(王勤、梁麗,2011;郭維平,2008;王濤、戴均,2008)群體價值觀的研究。社會問題和上述研究不僅重新喚起了人們對于價值觀的關注,而且引發了至今懸而未決的關于中國人價值觀的爭論。爭論以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為背景,主要集中在兩個焦點議題上:第一,當代中國是否還存在一個主流價值觀?第二,中國人的價值觀是延續了過去還是發生了變遷?
  在中國人的主流價值觀狀況議題上,研究者存在較大分歧。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和分化導致了原有主流價值觀的缺失,而新的主流價值觀并沒有形成,進而導致了中國人某種程度上的精神危機。例如,潘維(2008)認為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在多元化中迷失了,人們在道德觀、社會觀、政治觀、群體觀、自然觀、國際觀、民族觀均存在嚴重分歧。劉彥芬(2012)也強調中國的主流價值觀正在式微,非主流價值觀正在興起,例如,集體主義淡出與個人主義彰顯,從道德主導向利益主導轉變等。
  但也有不少的學者強調中國人中仍然存在某種主流價值觀。例如,王紹光(2008)把核心價值觀界定為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觀念,他的研究發現,在個人與家庭、他人、群體、社會、政府、國族和終極目標的關系等七個層面,都存在一個核心價值觀,如重視家庭、強調遷就與容忍、集體本位、重視平等、依賴與支持政府等。他認為這些核心價值觀體系為社會轉型提供了精神支持。沈明明(2008)用北京市社會經濟跟蹤調查的數據分析了中國人的價值觀狀況,發現在男女平等觀念、性觀念、道德行為方面大部分中國人還是持有較為一致的觀念,只是比原來有所松動。他把這種較為一致的價值觀狀況歸結為政治社會化的強大。
  在價值觀的延續與變遷方面,變遷觀是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社會的轉型導致中國人的價值觀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不同的學者描述了不同的變遷內容與方向。例如,從傳統價值觀到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現代價值觀的轉變(史娜,2011),從一元向多元、從整體向個體、從神圣向世俗、從精神向物質的轉變(廖小平,2008)。王正緒(2008)區分了現代價值觀與后現代價值觀,并指出雖然中國人在現代觀念這個維度上差異較小,但是在后現代觀念這個維度上存在顯著的代際差異。他們或者將造成這種變遷的原因歸結為社會結構變遷和經濟體制轉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傳播、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等(廖小平,2008),或者歸結為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與西方關系的變化。與這些強調價值觀變遷的研究不同,史天健認為中國人的價值觀在一些維度上基本保持穩定,例如,他發現,盡管90年代的經濟發展使得民眾政治參與的頻率、強度和范圍都有了提高,但是中國人的民主觀和政府信任度一直保持著較高水平(Shi, 2000)。
  雖然這些研究從不同層面觸及到了中國人的價值觀狀況及其變遷,但它們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缺乏對價值觀的清楚界定,往往將價值觀和行為特點混淆起來;第二,某些討論往往把實然與應然混淆起來,用一個虛構的過去來考量現實并建構一幅價值觀變遷的圖畫;第三,與此相關的是,多數研究缺乏對價值觀狀況和變化的系統測量,觀點和結論也缺乏系統實證數據的支撐。即使為數不多的幾個基于系統調查數據的研究,也因為這些調查很少是專門設計的價值觀調查,因而在系統性和完整性上存在先天的缺陷(王紹光,2008;沈明明,2008,2009;王正緒,2008;Shi,2000,2001,2008;嚴潔,2010;史衛民等,2013);第四,由于多數研究是基于研究者本人的視角和背景,所以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等帶有較強的個體性,很難進行不同研究之間的比較,更不用說進行國際比較和歷時比較了。至于那些基于個人感受或個別事件盛行于世的、以所謂“80后”、“90后”等為代表的說法,則因缺乏科學依據和方法而常常誤導社會。
  鑒于以上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作為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期望立足于專門設計的、利用科學抽樣方法獲得的價值觀問卷調查數據,以價值觀結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政治價值觀為對象,對當代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的基本狀況、變遷趨勢及潛在影響給出一個系統的分析。
二、理論視角與分析框架
  現代價值觀研究的基本背景是現代化過程(Inglehart,1990)。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機制和特征是社會分化,即原本集中為一體的事物分化為相對獨立的各個領域,如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科學領域和宗教領域等(帕森斯,2003;Luhmann,1995; Beyer, 2006)。其中,經濟領域關乎商品的交換,科學領域關乎知識的生產,宗教領域關乎人們的救贖,而政治領域關乎的則是權力的運用。一個社會的價值觀主要由核心價值觀和不同領域的特定價值觀構成,二者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價值觀和文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看作是一對可以等價互換的概念,但相對于文化概念來說,價值觀是一個較為狹窄的概念,主要是指 “一種外顯或內隱的、關于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影響人們對行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選擇”(Kluckhohn,1951),更為簡單的界定是,價值觀就是“那些限定什么是重要的、值得的和合意的思想觀念”(吉登斯,2003:21)。價值觀就像一張行動藍圖,指導人們在具體領域里和眾多目標中確定優先次序,并為行動提供動力支持。因此,可以將價值觀看作是文化的內核。
  政治生活領域是人們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文化和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際社會科學大百科全書》中,阿羅諾夫(Aronoff, 2002)把政治文化界定成一套對于政治過程和政治體系的態度、信念和行為。它賦予政治體系以意義、規范和秩序,不僅影響到政治體系的穩定,也影響到政治體系的運作。政治價值觀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它指導著人們在政治生活中的各種選擇,如選擇什么樣的政體、何種規則來促進權力的運用,賦予政治組織什么樣的目的,并以何種態度對待政治組織(信任抑或懷疑,參與還是疏離,支持還是挑戰等)。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社會在歷經三十多年的轉型之后,已經進入了所謂“深水區”或“關鍵期”,社會結構和利益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不斷積累、集中凸顯,政治體制改革和國家治理體制創新面臨巨大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文化,特別是政治價值觀的研究尤顯重要,而政治價值觀在未來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一)理論視角
  本文對國人的政治價值觀的分析集中在兩個主題上:一是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二是政治價值觀的變遷與動力。
  1. 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
  在這個議題上,學者一般從政治文化類型學的視角出發,形成了三種主要的類型學區分。一是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與維巴(Sidney Verba)的劃分。他們把政治文化界定成對政治體系與個人角色的認知、情感和評價,根據人們對政治輸入、政治輸出和自我角色認知的不同,政治文化可被劃分為如下三種類型:以政治疏離為特點的地域型(村民)政治文化;以消極順從為特征的依附型(臣民)政治文化;以公民的積極參與為特點的參與型(公民)政治文化(Almond & Verba, 1989)。二是利普哈特(Arendt Lijphart)以權力意識和權力結構特征為基礎的分類,他把政治文化區分為共識型文化與對抗型文化(Lijphart, 1977,1984),前者以精英的共識和權力的共享為特征,后者以精英的競爭和權力的獨占為特征(如“勝者通吃”)。三是林茨(Juan J. Linz)和斯泰潘(Alfred Stepan)基于對政體類型的劃分透視相應的政治價值觀。在林茨等人看來,根據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系形式,可以將政體區分為五種類型:民主政體(democratic)、權威主義政體(authoritarian)、極權主義政體(totalitarian)、后極權主義政體(post-totalitarian)和蘇丹制政體(sultanistic),不同的政體根據政治多元化程度以及意識形態的特征,對應著不同的政治價值觀。在這五種政體中,蘇丹制具有前現代的特征,其他都具有現代政體的特征。在四個現代政體中,民主政體對應的是政治多元化和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極權主義政體則對應著政治集中化和統領性的意識形態。從民主政體、權威主義政體、后極權主義政體到極權主義政體,政治多元化程度依次遞減,而統領性意識形態特征則依次增加(林茨、斯泰潘,2008)。①因此,可以用這些政體名稱來表示相應的政治價值觀。
  林茨等人建立的政體理想類型及其相應的政治價值觀分析方法,成為分析政治價值觀的重要工具。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學者(包括林茨本人),曾經構建了更為簡化的、僅包括2—3個政體形式的理想類型,例如,極權主義、權威主義和民主政體(Linz,1975:175;亨廷頓,1998:11)。這三個理想類型構成了當下政體分類的基礎,其他的類型都屬于在此基礎上發展的亞類型,例如,“新權威主義”、“軟權威主義”、“后權威主義”、“后極權主義”等。
  但是,這些建構起來的政體及政治價值觀的基本類型并不完全適用于分析中國社會,包括改革開放前后的中國社會。鄒讜最早使用“全能主義”(totalitism)概念修正了林茨等人的劃分,強調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國家的全能性,即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鄒讜,1994)。而對于日益市場化和多元化的轉型中國來說,巨大的社會變遷和漸進式的轉型過程,使得傳統的“權威主義”概念也不適用于中國社會的復雜現實,在一些中國學者看來,“權威主義”的亞類型“后權威主義”(post-authoritarian)更適合當代中國社會的現實(參見蕭功秦,2010)。這樣,如果借助林茨等人的方法,用政體名稱直接表達政治價值觀的模式的話,中國社會的政治價值觀就可有三種修正了的(理想類型意義上的)基本模式:全能主義、后權威主義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②。
  本文將以上述三種理想類型為基礎,基于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縮寫為WVS)設計的五個分析維度,揭示當代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基本模式,即:政治重要性、政府信任度、政府偏好、政治順從和政體偏好。首先,這五個維度涵蓋了人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要選擇,包括參與的選擇、信任的選擇、對政府類型的選擇、權利的選擇和對政體的選擇。其次,它們將抽象的政體類型具體化為可感知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受訪者的誤讀。在分析的意義上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不僅僅是一些概念,而且將自身確定為變量,認為某種政治價值觀的模式是由不同維度在不同程度上的組合決定或刻畫出來的,這極大增強了政治價值觀模式分析的可操作化程度,為區分不同政治價值觀模式以及分析模式的變遷提供了基礎。其中:“政治重要性”測量的是人們對政治的興趣程度;“政府信任”測量的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政府偏好”測量的是民眾對政府類型的偏好,例如,是偏好生存導向型政府還是發展導向型政府;“政治順從”測量的是民眾對于政治權利的態度,例如,當民眾遇到侵權時是選擇順從還是選擇抗爭;“政體偏好”測量的是民眾對政體的偏好,例如,是偏好民主政體還是權威政體。
  表1展示了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或理想類型與五個維度特征的關系,也是本文所依據的基本分析框架。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不同理想類型和基本模式之間的區別,我們將權威主義價值觀也列在表中。
  2. 政治價值觀的變遷模式
  基于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可以將政治價值觀的變遷歸納為三種類型,即:延續不變、局部變遷(含過渡性和混合性特征)和整體變遷三種。其中,構成分析基礎的是對變遷機制或動力的分析。學界在這個問題上存在三種不同的解釋視角。其一,現代化理論。它強調現代化過程必然會導致價值觀的變遷,并且規制了變遷的方向,傳統的價值觀會慢慢衰落,新的價值觀會逐漸形成(Berger, et al., 1973)。阿爾蒙德與維巴認為,現代化的進展將使得政治文化從村民、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轉變(Almond & Verba, 1989)。與之相似,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核心命題是:經濟發展帶來政治發展。在其1959年的著名論文中,他指出“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越高,它支持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也會越高” (Lipset, 1959:75),其后,在《政治人》一書中,他又對這個命題進行了詳細闡述,認為經濟發展會帶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制度的社會變遷。例如,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更多更復雜的溝通手段或工具、中產階級的發展、社會流動率提高以及生活狀況的改善等。在李普塞特看來,這些變化不僅是民主政體產生和有效運轉的必要條件,而且催生了公民文化價值觀的形成。其二,文化理論。它強調文化相對獨立于社會的變遷。這種理論與其說是揭示了文化價值觀變遷的機制,不如說是揭示了文化價值觀何以穩定的機制。在韋伯(Weber,2013)看來,宗教是各種文化的核心,它界定著人們的基本倫理,而宗教是相對獨立和相對穩定的。宗教的穩定性使得文化也不會輕易隨社會的變遷而變化。亨廷頓(Huntington,1996)也強調文化的穩定性,并依據宗教把世界劃分成九大文明區。其三,不同于現代化學派和文化學派的旨趣,結構理論強調社會結構對價值觀的塑造,更多地關注價值觀的橫向分布而非縱向變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質上是一種結構理論,認為作為上層建筑組成部分之一的思想觀念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類似的,也有不少學者用“政治嵌入”概念來分析中國人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例如,迪克森(Bruce J. Dickson)在解釋中國的企業家為什么對政府有較高支持度時,認為中國企業家的政治嵌入特征是重要原因之一,企業家在政治架構上的位置會影響他們的政治態度 (Dickson ,2003)。而賴特(Teresa Wright)的研究發現,國家驅動型發展、后發工業化和社會主義遺產使得不同社會階層會更傾向于支持現狀而不是民主變革(Wright, 2010)。
  如果說存在著第四種解釋視角的話,可稱之為綜合理論,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是這種視角的代表。他一方面強調現代化對價值觀變遷的影響,另一方面強調制度與文化對現代化影響的修正作用(Inglehart & Baker,2000)。與李普塞特的命題相似,英格哈特等人也認為現代化對民主政體價值觀形成了積極效應(Inglehart & Welzel, 2005),而且揭示了這種積極效應主要是通過所謂人類發展的連鎖機制實現的,即:人類的發展會增強人們的生存安全感,導致人們漸漸地把焦點從生存轉到自我實現,人類發展也增強了人們做選擇的能力,自我選擇會日益成為人們的一種優先觀念,從而提高社會對民主的要求。與亨廷頓相似,他也以宗教為核心把世界劃分成不同的文化圈,認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由于文化的影響,世界的價值觀不會走向趨同,但又不同于文化特殊論,文化只是修正現代化的影響,不會改變現代化作用的方向。在不同的文明里,現代化均帶來一個類似的變化:從生存到自我表達,從依賴宗教與傳統到依賴世俗理性。
  上述研究雖然提供了關于政治價值觀的變遷模式的分析框架,但如果將分析的視野轉向當代中國社會變遷時,中國社會變遷的特殊性仍然必須被注意到。
  首先,雖然英格哈特等注意到了轉型國家的類型,但中國的體制轉型過程因其漸進性而在轉型社會中獨具特色。一方面,中國曾經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包括政治運動曾經影響到了千百萬人的命運;另一方面,中國又是一個國家具有超強力量的社會,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賦予國家全能的權力,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也是在國家主導下啟動和推進的,并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因此,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會給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打上深深的烙印,甚至直接塑造了政治價值觀的某些特征。
  其次,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不僅正在經歷高速的現代化過程,同時還在經歷深刻的體制改革過程,中國的社會變革是雙重的轉型。現代化固然有可能帶來自我選擇意識和能力的增長,但體制改革催生的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的出現,也會極大改變人們活動的制度環境,增強了人們的自主意識和自主能力。兩個過程都可能會形塑中國人政治價值觀模式并影響其變化,因而使得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分析變得更為復雜。例如,一種現象有可能是不同過程的結果,在當年圍繞“市場轉型理論”的爭論中,倪志偉(Nee, 1989,1991,1996)曾將居民收入變化歸因為市場轉型的結果,而謝宇(Xie Yu)和韓怡梅(Emily Hannum)則更多地強調經濟增長的影響(Xie & Hannum, 1996)。雙重轉型的另外一個后果是,由于當代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模式受到上述兩個方面的影響,因而現代化和體制改革進程之間的不平衡,會影響人們的政治價值觀呈現出矛盾景象和轉型社會的特征。
  正是因為當代中國社會和轉型過程的特殊性,才凸顯了本文對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模式及其變遷進行分析的意義。
  (二)分析策略、研究假設和數據
  分析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和變遷是本文的兩個主要任務。
  1. 分析策略和研究假設
  本文將首先借助于政治價值觀的理想類型模式和WVS調查對政治價值觀五個維度的測量,描述并構建當代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揭示當代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主要特征,為進一步的分析提供基礎。因為中國社會和轉型過程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可以預期,來自實證調查的數據顯示出的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與來自研究者們的理想類型會有所不同。
  (1)差異假設
  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是對整體狀況的概括和提煉。但正如結構性視角所揭示的,人們的生存狀況不同,在社會中的結構性地位不同,面臨的制度環境的差別,其價值觀或傾向程度也會有所不同。為此,本文建立了兩個結構性假設,以檢驗一個社會的政治價值觀構成中的分化力量,延伸對基本模式的分析。
  (a)階層差異假設。處于不同階層地位的人們因其結構性地位的差異,在政治價值觀上體現出顯著差異。
  (b)地區差異假設。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不同的區域,意味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體制轉軌的不同階段、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和不同的生存情境。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人們會因此在政治價值觀上體現出明顯差異。
  (2)變遷假設
  歷史的演進和代際的更替都會帶來價值觀的變遷。本文將較為詳盡地分析政治價值觀基本模式的變遷。WVS調查的核心理念或假設是:由于前工業社會、工業化社會和后工業社會中人們的生存狀況不一樣,其基本的價值觀模式也不一樣,現代化導致了從生存為主的價值觀到強調自我表達、自我選擇的價值觀的轉變。眾所周知,近三十多年來,雙重的轉型過程導致中國社會發生了且還將繼續經歷巨大的社會變遷。揭示政治價值觀在這一過程中變化的模式和趨勢,有助于人們理解中國已經發生和未來將要發生的變遷。為此,本文建立了歷史變遷假設和代際變遷假設。
  (a)時代變遷假設。在社會層面的時代變遷過程中,隨著上述雙重轉型的深化,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模式會從后權威主義轉向“自由主義”。
  (b)世代更替假設。在個體水平的世代更替過程中,由于上述雙重轉型的推進,可以預期,年輕一代與年長一代相比,其政治價值觀傾向會更多地從后權威主義轉向“自由主義”。
  由于政治價值觀包含有五個維度,政治價值觀的轉向會同時體現在這五個維度上。為此,可以基于現代化轉型和體制轉型預期這五個維度上的具體變遷:
  政治重要性維度:政治的重要性下降。中國社會曾經是一個“政治掛帥”的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勢必導致政治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作用和范圍逐漸下降。因此可以預計,隨著時代變遷和世代的更替(年齡下降),政治重要性的傾向也會下降。
  政府偏好維度:從生存導向型政府到發展導向型政府。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得中國人的生活狀態逐漸由溫飽進入基本小康進而邁向全面小康,生存問題讓位于發展問題。因此可以預計,隨著時代變遷和世代的更替(年齡下降),人們對政府角色的要求將從解決生存問題轉向為發展服務。
  政體偏好維度:從傾向后權威體制逐漸轉變到更多地傾向于民主政體。中國近代以來長期的社會動蕩、內憂外患和一盤散沙的狀況,以及趕超式發展的愿望和成就,會塑造人們對權威政體和強勢領導的期望和信任。伴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和社會轉型,社會日益復雜化,利益分化日益凸顯,這一進程勢必反映到人們對于社會權力結構的看法上,因此可以預計,隨著時代變遷和世代的更替(年齡下降),人們的政體選擇偏好會逐漸傾向于民主政體。
  政府信任維度:研究者通常預期,隨著現代化的發展以及向后現代的轉變,人們的自主性會越來越增強,對國家或政府的依賴性會逐漸降低,因而人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將會降低。研究者相信,在轉型社會中也會發生這樣的變化,當社會資源和機會的分配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以市場機制為主的時候,人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也會降低。但是,本文認為,至少在中國社會轉型的現階段以及未來一個時期,中國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也許不會降低,甚至有可能提升。這主要是由如下原因決定的: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區域差異極大的大國,中國社會曾經長期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體制,國家主導的改革開放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中國的經濟發展還遠未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不僅如此,中國的經濟增長、體制改革都面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總而言之,歷史傳統、特殊國情、發展階段,特別是過去的成就和未來的挑戰等,都有可能促使人民傾向于信任政府。史天健在2000年所做的研究業已揭示了這一取向特征(Shi, 2000)。
  政治權利維度:從“順從”更多地轉變為“維權”甚至抗爭。權利可以看作是由法律和制度維護的利益。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的利益結構,是由國家再分配體制塑造的利益結構,國家決定、國家分配、國家調節是這一結構運作的主要機制。如上所述,當資源和機會分配日益市場化,國家、社會、市場、個人的相對獨立性日益增強的時候,如果人們的權利受到國家權力的損害時,與過去更多地傾向于依賴國家協調相比,人們更有可能轉向維權甚至是抗爭。
  2. 數據資料
  本文將基于對全國抽樣調查數據的分析回答上述問題。使用的數據包括:“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WVS1990-2007)”和“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0年的數據。③“世界價值觀調查”是由美國密西根大學英格哈特教授組織領導的、價值觀研究領域內持續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國際調查研究項目。本文使用“世界價值觀調查”中國部分的調查作為主要分析數據,并輔之以國際比較數據。這一調查數據具備了很多國內調查不具備的優勢:WVS是專門的價值觀調查,因此能夠較為系統、全面的分析價值觀的不同方面;更為重要的是,WVS是一個持續性的調查項目,分別在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進行了調查,從而特別有利于對價值觀變遷進行分析;其次,該調查為一個國際比較項目,參與國家和地區根據統一問卷實施調查,有利于進行國際比較分析;最后,中國部分的四次調查均為全國抽樣問卷調查,數據的統計分析結論可推論到整個社會,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的中國公民。中國部分調查的缺陷是: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樣本量不夠大,四次調查的有效樣本總量分別為1000人、1500人、1000人、2015人,剔除與本研究相關的各變量信息不全的樣本,有效樣本分別為974人、1340人、751人、1160人。正因為如此,作為補充,本文還獨立使用了“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0)”數據。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是一個有著嚴格抽樣和執行的社會調查,范圍覆蓋全國31 個省(區、市),具有較大的樣本量,CGSS2010 的調查樣本為11783 名城鄉居民,其中,農村戶口居民6040人。2010年調查問卷中包含了較多的涉及政治價值觀的題目。兩個數據結合既能夠避免因研究設計和調查執行所帶來的偏差,也能更準確地把握中國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及其變化。
  (1)因變量
  本文的政治價值觀基本模式由五個維度構成,分別是政體偏好、政府偏好、政治重要性、政府信任度和政治順從,這五個維度也構成了五個因變量。為了從整體上把握政治價值觀的模式和變化,本文還構建了第六個因變量——政治價值觀指數,該變量為五個維度測量的加權。六個因變量的具體操作化如下:
  政體偏好④,依據人們對“有一個不受人大選舉干擾的強而有力的領袖”(簡稱為“能人治國”)的態度來計算。原題把態度分為非常好、好、不好和非常不好四檔。計算時分別賦值4、3、2、1。
政府偏好,依對政府賦予的優先任務來計算。原題給出以下四個選擇:“快速經濟增長”、“保證我國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保證人們在工作單位和社區中有更多的發言權”、“努力使我們的城市和鄉村變得更美麗”(簡稱為從“生存導向”到“發展導向”)。計算時分別賦值4、3、2、1。
  政治重要性,依對政治重要性的判斷來計算。原題把重要性分為以下四檔:很重要、重要、不太重要和很不重要。計算時分別賦值4、3、2、1。
  政府信任度,依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來計算。原題把信任程度分為以下四檔:很信任、信任、不太信任和根本不信任四檔。計算時分別賦值4、3、2、1。
  政治順從,依對維權活動的參與狀況而來計算。原題分為以下三檔:絕不參加、可能參加和參加過。計算時分別賦值3、2、1。
  政治價值觀指數,通過對以上五個變量加總求均值得到。最大值為4,最小值為1,數值越小代表越偏向“自由主義”。由于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由五個維度構成,且五個維度又表現為連續的變量,因此,該指數成為判斷政治價值觀基本模式的重要依據,反映出某種政治價值觀狀況的基本特征。
  不同政治價值觀模式的區分界線是基于WVS調查同一類型參與國家(地區)的平均狀況確定的。根據這個標準,后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分界線為2.5。⑤也就是說,如果某國的政治價值觀指數超過2.5,可以說該國的政治價值觀帶有后權威主義特征。如果政治價值觀指數從2.5以上轉向2.5以下,可認為政治價值觀正從后權威主義轉向“自由主義”。
  (2)自變量
  構成階層地位的自變量在本文中定義為職業階層。依照通常的標準,本文將中國社會的職業階層劃分為七個,即:農民、“一般工人”(包括商業服務業服務人員)、辦事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雇主和其他(含軍人、無業人員和其他人員)。
  構成地區差異的自變量是在通常的東、中、西部分的劃分基礎上,⑥將調查中抽到的三個直轄市(北京、上海、重慶)單獨提取出來作為一個區域,因為三個直轄市不僅是中國的特大城市,而且是中國最為發達、最為開放的城市,本文預期那些直轄市的居民因此在價值觀上有可能顯示出特別的特征。
  作為代際差異的自變量,本文依據關鍵政治事件與年齡劃分代際,把人口分為以下4個同期群:“80后”(1980年以后出生)、“文革”后(1966年—1979年間出生)、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1965年間出生)和新中國成立前(1949年之前出生)。
  本文的控制變量有兩類:一類是除年齡以外的基本人口信息,如性別、民族、宗教信仰、教育、個人年收入、階級認同、戶籍、婚姻;另外一類是結構性信息,如是否為黨團員,是否在國企和事業單位工作等。具體操作化方法將在回歸方程部分詳細說明。
三、初步分析結果
  (一)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基本狀況
  圖1反映的是2007年中國政治價值觀不同維度的基本狀況。該年中國的政治價值觀模式的指數為2.72,在整體上具有比較明顯的后權威主義模式特征。但是,如果參照前面給出的理想類型,具體分析五個維度上的特點,又可以看到它表現出若干非典型的后權威主義特征,例如,在政府信任和政府偏好兩個維度上明顯地偏向權威主義特征,政治重要性及政治順從則表現出較弱的后權威主義特點,而政體偏好維度是五個維度中唯一一個表現出“自由主義”特征的維度。為此,我們用“分化的后權威主義”這個概念來總結中國政治價值觀的基本特征。
  為了更好地把握中國人的這種“分化的后權威主義”政治價值觀,本文選擇了同為轉型國家的俄羅斯和羅馬尼亞,同為東亞社會的后發現代型國家的日本和韓國,以及屬于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的英國和美國等三類國家做參照,在國際比較的視野下進一步解析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
  圖2和圖3反映了中國人政治價值觀與這些國家的差異。首先,圖2以政治價值觀指數的形式,顯示了這些國家在整體上的差異,可以看到英國、日本和美國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特征,而羅馬尼亞、俄羅斯和中國相似,具有明顯的后權威主義特征,韓國則處于兩者之間(參見圖2)。
  圖3從具體的維度上揭示了國家之間的差別,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國人“分化的后權威主義”的價值觀特征。
  第一,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中國人更強調政治重要性,但并非如前面理想類型所顯示的“非常重要”。其他兩個轉型社會明顯低于中國,這是因為中國社會曾經的高度政治化和成功的漸進式轉型過程,特別是中國國家主導的成功轉型,導致中國和其他轉型國家相比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中國人在政治重要性維度上和所謂的“自由主義國家”相差并不大,甚至低于日本,這恰恰也是從原全能主義國家轉型的結果。
  第二,中國人在政體偏好、政府偏好和政治順從等選擇水平上,都處于中間位置,低于甚至遠低于羅馬尼亞和俄羅斯等后權威主義國家。
  第三,圖2顯示中國在整體模式上與其他國家,包括同為轉型國家的羅馬尼亞和俄羅斯相比,具有更為濃厚的后權威主義特征,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體現在“政府信任”這一維度上,其分值達到3.31,也就是說,中國人對于政府的信任遠遠高于其他國家,這也是中國人政治價值觀與其他國家相比最為不同的特征。本文認為,聯系到中國與羅馬尼亞、俄羅斯在政治重要性和政治信任上的較大差別,當今的中國人不僅認為政治依然是很重要的,而且因為過去的成功,在發展的關鍵期對于國家(政府)仍然具有很高的期待和信賴。
  雖然其他六個國家在不同維度上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但都不如中國社會表現的如此突出。如果把英美看作典型的“自由主義國家”,把俄羅斯看成典型的后權威主義國家,中國與英美日等“自由主義國家”相比,更看重政治,對政府有著很高的信任度,有更多的人支持能人治國和選擇政治順從,有更多的人選擇生存導向型政府。但是,中國社會又不同于俄羅斯和羅馬尼亞這些轉型中的后權威主義國家,中國人對能人治國、生存導向型政府和政治順從的強調明顯低于這兩個國家。一方面,它在政府信任上具有明顯的權威主義特征,但另一方面在政體偏好上又顯示“自由主義”特征。與其說是典型的后權威主義模式,也許不如說混合模式,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分化的后權威主義模式”來得更為貼切。
  (二)結構性差異
  結構性差異考慮的是政治價值觀基本模式中存在的分化性力量。不同的社會成員因不同的結構性地位,在政治價值觀上會展現出不同的特征。
  1. 階層結構差異
  圖4反映了不同職業階層政治價值觀的基本狀況。首先,各個職業階層的其政治價值觀指數均大于2.5,亦即都傾向于后權威主義的政治價值觀,與社會整體相同。其中,又以辦事人員階層和其他職業階層最為支持后權威主義價值觀。其次,各職業階層的政治價值觀相對較為一致,各個職業階層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到0.1,表現出相當高度的共識,這表明,在中國存在著為不同職業階層所共同接受的主流或主導的政治價值觀。
  圖5反映的是各個職業階層在五個維度上的差異。可以看到在五個維度上各職業階層的差異均少于0.5,這進一步印證了各個職業階層在政治價值觀上的共識性。五個維度中相對分歧較大的維度是政府偏好和政治順從,差異分別是0.5和0.45。在政治順從維度上,農民最傾向政治順從,而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則最傾向于維權甚至抗爭。除此之外,各職業階層在其他維度上并沒有表現出穩定的、一致性的差異。換言之,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沒有體現出顯著的職業階層差異。
  2. 區域差異
  地區差異反映的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以及制度結構特征的差異。
  圖6是不同地區的政治價值觀總體上的差異。可以看到各個地區的政治價值觀指數均大于2.5,表現出后權威主義的共同特征。直轄市、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政治價值觀較為一致,西部地區與它們略為不同(差異約為0.15),更趨向于后權威主義。
  圖7反映的是各個地區在政治價值觀不同維度上的差異。在政府偏好和政治順從兩個維度上各地區較為一致。在政府信任度、政治重要性和政體偏好上,各地有一定差異,但差異仍小于0.5,且前兩者更多的是發展和轉型差異造成的結果,也是造成西部地區政治價值觀指數較高的主要原因,但在政體偏好維度上表現出的差異則比較復雜。即使如此,就總體而言,我國地區之間在政治價值觀上不存在顯著差異。
  (三)政治價值觀的變遷
  對于揭示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及其社會特征來說,價值觀的變遷分析和基本模式分析同等重要。很長時期以來,囿于數據的限制,人們大多是根據一些不系統的資料分析中國人價值觀,包括政治價值觀的變遷。WVS調查第一次為研究者依據系統的調查數據分析中國人價值觀的變遷提供了可能。
  圖8是基于世界價值觀調查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四年的調查數據整理而成的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時代變遷圖示。由于政治順從維度缺乏完整的歷史數據,故無法對此作出判斷。根據已有的數據可以看到:在具體維度上,政治重要性、政府信任度和政體偏好等維度沒有發生明顯變化,政府偏好維度也只有0.5的變化。在政治價值觀指數上,從1990年到2007年也只下降了0.3(從1990年的3.10下降到2007年的2.78)。據此可以說,在這二十年間,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基本模式沒有發生顯著變化。
  但是,圖8反映出來的三方面趨勢或差異值得注意:第一,盡管二十年間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沒有明顯變化,但顯現出來的趨勢是后權威主義取向在逐漸分化。第二,與整體趨勢和其他維度的變化趨勢有所不同,對能人治國的偏好程度(從2001年的2.12增加到2007年的2.28)有所提升。第三,人們對政府的期待也越發強調發展而不是生存(從1990年的3.39降到2007年的2.90)。可以說,對能人治國偏好程度的提高和對發展導向的強調是帶動政治價值觀指數變化的兩個主要動力。但是,這兩個動力的方向相反:前者推動政治價值觀朝向權威主義,后者使之轉向“自由主義”。由于它們互相抵消,造成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模式基本維持不變,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轉型在總體上還沒有跨越發展中的階段,但已經進入了新的時期,政治價值觀變遷的趨勢已經逐漸顯現。
  圖9顯示的是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代際差異,反映的是政治價值觀的世代更替。這里使用的是世界價值觀1990年—2007年的累積數據。之所以使用加權累積數據,是因為在歷次調查中“80后”群體的樣本量都很少,且有些維度在一些年份缺失,唯有使用累積數據才能彌補這些缺陷,看出一些基本模式。從圖9可以看到,在代際之間,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模式在總體上不存在顯著差異,五個維度的分布結構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是,從代際之間的變化趨勢上仍然可以看到代際之間的差異:第一,隨著年齡的降低,分化的后權威主義特征越明顯:人們更少信任政府,更少選擇政治順從,越發傾向于發展導向型政府,但又開始強調政治重要,更傾向于支持能人治國。第二,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結果是,隨著年齡的降低,年輕一代更多強調政府的目的應是以發展為主,其均值從2.56下降到2.37,這一下降具有跨越基本分界線的意義,即從理想類型的后權威主義轉變為“自由主義”。從總體上看,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在代際之間的差異并不顯著,至少不如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但是,正如政治價值觀的時代變遷特征一樣,伴隨世代更替,變化正在發生,而且在某些維度上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
  (四)社會變遷vs. 社會結構:一個佐證性的分析
  一個社會的價值觀,特別是主導或主流的價值觀,其特征之一即是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所持有。本文前面基于WVS數據的分析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主要表現為一種“分化的后權威主義”類型,結構性的差異存在但不顯著,時代變遷和世代更替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但是,變化正在發生,其趨勢已經顯現。由于WVS調查的樣本量有限,上述分析無法同時考慮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為了彌補這一缺陷,這里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10年數據,對上面的討論結果做進一步的分析。該數據樣本量為12000人,問卷中設計了與WVS政治價值觀模式有一定相似性的問題,即政府信任度、政治順從(抵制請愿和批評政府)和政府偏好。數據和問題使得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回歸分析模型,以識別出影響中國人政治價值觀模式的核心因素,由此作為前面有關兩個假設討論的一個佐證。
  在回歸分析模型中,因變量有四個,分別為:政府信任度、偏好生存導向型政府、政治順從和批評政府。四個因變量均為連續數值變量。
  職業階層、年齡、戶口為三個自變量,以檢驗結構性和變遷性假設。其中,年齡是連續性數值變量,戶口(定農業戶口為1,其他類型為0)和職業階層(最有威望與自主性的雇主設定為1,其他職業階層為0)為二分變量。性別、教育、個人年收入、民族、政治面貌(個人與父母)、階級認同、宗教信仰、工作單位性質等因素是控制變量。其中,除了階級認同(1—10,數字越大階層越高)和個人年收入為連續變量以外,其他控制變量均為分類變量。鑒于前面的分析顯示中國人有主流政治價值觀,即群體之間的政治價值觀差異很少,為了讓變量能更好地顯示其影響力,我們把各控制變量均轉化成二分變量。性別設定男性為1,女性為0;民族設定漢族為1,其他民族為0;宗教信仰設定有信仰者為1,無信仰者為0;教育設定大學及以上為1,其他為0;個人的、父親的和母親的政治面貌設定黨、團員為1,其他為0;婚姻狀況設定已婚為1,其他為0;工作單位設定國有企業、政府和事業單位為1,其他為0。表2反映的是回歸分析的結果。
  上述回歸分析模型顯示出的基本結論是:個人的各種社會經濟地位因素,包括職業階層、年齡和戶籍等,在不同維度上對塑造政治價值觀都不存在系統的顯著影響。雖然中國社會自改革開放以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盡管中國社會的職業分化和地區分化不斷加劇,但是中國人仍然持有一個較為一致的、以“分化的后權威主義”為特征的政治價值觀。 兩個數據的分析結果基本一致。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通過世界價值觀和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借助于政治價值觀的理想類型,圍繞著政治價值觀的五個維度,通過結構性假設(階層差異假設和地區差異假設)和變遷假設(歷史變遷假設和代際變遷假設),對中國人政治價值觀的基本模式和變遷趨向作了系統分析。
  本文的研究有三個核心發現:
  第一,當代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處于典型的“自由主義”模式和后權威主義模式之間,并兼有權威主義的特征,鑒于中國人政治價值觀中五個維度所呈現出來的分化特征,本文將其稱之為“分化的后權威主義”模式。如本文已經指出的,中國社會三十多年來雙重轉型的成果、過程和面臨的嚴峻挑戰,決定了這一獨具特色的基本模式。
  第二,中國人存在一個相對較為一致的、因而具有主導性的政治價值觀,調查數據沒有顯示人們的政治價值觀的突出分歧。社會分層因素在解釋中國人價值觀差異上并不顯著,本文也沒有發現政治價值觀在階層和地區上出現明顯差異。因此,中國社會在政治價值觀分歧很可能猶如美國的文化戰⑦一樣,主要體現為精英的分裂而非民眾的分化。對于中國社會整體來說,特別是對于廣大基本民眾來說,在政治價值觀上統合的力量要遠大于分化的力量。基本一致的政治價值觀說明了大時代與宏觀環境對價值觀的強勁塑造力。
  第三,在過去二十多年里,雖然中國社會經歷了時代的變革,但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并沒有經歷整體性的變遷,保持了相當大程度的延續性,即使發生某些變化也較為平緩。由此可見,變遷的力量沒有動搖歷史遺產和體制的維持力量,這是政治價值觀基本保持的主要原因。換言之,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因受到其所在的歷史處境和政治體制的塑造而表現出基本的一致。但是從世代更替的層面看,價值觀向“自由主義”模式變化的趨勢已經逐漸顯現。如果具體分析政治價值觀的五個維度的變化,可以發現,政府信任、政府目標和政治順從三個維度在青年一代身上更多地體現出來朝向“自由主義”模式變化的趨勢,但在政治重要性,特別是在能人政治維度上,則體現出朝向后權威主義的“反彈”。這樣的分化趨勢應該正是中國社會進入發展改革關鍵期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反映。
  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模式及其變遷趨勢會對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產生何種影響?本文認為,較為一致的政治價值觀,高度的政府信任,青年一代對能人政治或強力權威的認同,會為整個社會克服障礙和阻力、順利通過轉型關鍵期提供支持。但是,變遷已經顯現。用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的“文化墮距”的概念來說,屬于文化范疇的政治價值觀的變化相對于實際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變化也許更為滯后(奧格本,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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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在林茨看來,政治多元化主要看政權以外是否存在自主的、并受憲政與法律的保護的公民社會、官僚機構、政治社會和市場。至于意識形態特征,林茨強調以下兩個方面:是否存在一個詳盡的指導性的意識形態;人們是否信奉這樣的意識形態并把它作為合法性的核心來源。
②在林茨等人那里,民主政體對應的政治價值觀以自由主義為特征(參見林茨、斯泰潘,2008)。這里的自由主義是以政體為參照的,強調在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系中,國家減少對市場和社會的直接干預,給予市場和社會更多的自主性。
③有關數據的情況請參見該項目的官方主頁。世界價值觀調查網址: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網址:http://www.chinagss.org。前者的中國部分調查由北京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持實施,后者第一期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和香港科技大學調查中心共同主持,自2008年后第二期由中國人民大學調查與數據中心主持。
④本文沒有直接使用“對實行民主政治體制的態度”這道題作為政體偏好的依據。因為WVS調查和其他類似調查都發現了中國相對于其他國家矛盾的現象:人們對民主政體和強有力政治領導人政治具有同方向的偏好。有研究者認為,這是由于中西方民眾對民主理解的差異造成的。西方社會中的民主幾乎跟選舉可以劃等號。但在中國,民主往往跟民本連在一起,指執政者對民生和民情的重視(Shi, 2000,2008)。為了避免這種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誤差,筆者最后選擇用能人治國作為政體偏好的操作化手段。
⑤正如前面所述,民主政體和權威政體實際上構成了政體類型的兩個基本理想類型。全能主義、權威主義與后權威主義都是較為接近的非民主政體價值觀,因此很難區分量化的邊界。
⑥由于世界價值觀的數據并沒有城市和鄉村這個變量,我們暫時不作城鄉差距的討論。
⑦有關美國文化戰的討論參見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Books, 1991)和Morris P. Fiorina, et al., 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Boston, MA: Longman, 2011)。
李路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Li Lulu,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 Metho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鐘智鋒:中國人民大學調查與數據中心(Zhong Zhifeng, National Survey and Research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責任編輯:劉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