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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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晟:美國憲制中的軍政關系:傳統與變遷

李晟

[摘要] 基于確保國家軍事安全與民主制度的穩定性平衡這一目標,在聯邦黨人的主導下,美國憲法通過立法權與行政權、聯邦與州、常備軍與民兵等多維度的分權來實現對軍事力量的文官控制,構成了美國憲制中軍政關系的基本結構。在軍事和政治領域的發展變遷中,憲法所設定的靜態結構被動態的博弈重構。常備軍得到強化,而民兵則從傳統的體現共和精神的軍事力量轉變為實質上的另一種常備軍形態,從而重塑了憲法的民兵條款實質意義。行政權在與立法權的博弈過程中得到擴張,建構更為強大也更為完整的軍事權力來統帥軍事力量,也重塑了憲法的分權條款。當代社會中,軍事職業化的發展形態,導致軍事精英與文官同質化,更善于從政治層面處理問題;同時,多元社會中的文明沖突,強化了軍事行動的政治意義,也推動了社會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傾向。這兩個因素更進一步導致了軍隊的政治性加強,突破軍政關系的傳統結構更多發揮政治影響。正是基于這樣的邏輯,特朗普政府表現出美國軍政關系發展的新動向,軍方對政治的影響得到更突出體現。

李晟:通過算法的治理——人工智能語境下的法律轉型

李晟

一、引言 不經意間,人類正在經歷著逐漸加速的發展曲線而不斷接觸未來,人工智能的科學研究,從何為意識、何為智能這樣的基礎性問題推進到計算機視覺、機器學習、機器對自然語言的理解與交流等更具有操作性的應用性問題,從而使“人工智能”從一個神秘的科幻式的概念開始“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大眾媒體與街談巷議中的高頻詞匯。為了在這場科技變革的新浪潮中占得先機,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商業化組織,也都積極推進這一領域的研究與應用。[1]而與科技的飛速發展同步,隨著人工智能的普遍推廣應用,與方方面面的社會生活形成接觸與互動,法學研究也突然發現前方別有洞天,面對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人工智能與法律的相關研究,作為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在短時間內可謂形成了爆發式的增長。[2] 在人工智能的法律問題研究廣泛展開之后,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目前的研究總體上更多的趨向于以法律作為一個外部框架來探討法律如何應對人工智能發展形成的各種新型法律問題、如何對于人工智能的發展進行規制。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中,既包括針對目前的弱人工智能(ANI)的實際應用進行法律規制的相關研究,也包括對于未來的強人工智能(AGI)可能向人類社會提出的挑戰,進行預測性的研究,甚至還包含了對于“奇點“之后的超人工智能(ASI)會造成什么樣的顛覆性后果、是否可能進行法律約束的思考。三個層次的研究比較而言,由于弱人工智能事實上已經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出現應用,具體的法律問題已經形成,而且對弱人工智能在具體層面的應用所作出的法律回應也比較容易整合進入現有的法律框架當中,因此成為人工智能與法律相關研究當中最主要的主題,并主要梳理出幾個較為集中的主題。[3]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創造物的知識產權研究[4],以及關于智能汽車無人駕駛的相關法律問題的研究[5]。對于這一系列問題,雖然技術上有許多前所未有的創新,但從法律框架上還是基本上可…

李晟:從軍事視角理解憲法的歷史構成:以五四憲法中的國防委員會切入

李晟

一、導言 在五四憲法制定六十年之后,對于這部憲法的成敗得失與歷史意義,已經有諸多的討論。而其中所規定的各項制度,或在此后的憲法中得到延續,或是退出歷史舞臺,也都普遍得到了相應的分析與評價。但是對于這部憲法中所獨有,且在此后的憲法中并未再次出現的國防委員會這一制度,一直以來卻很少得到法學界的關注,少有對此的法學視角分析。對于其在五四憲法中的出現,缺乏相關的背景介紹,只是直接描述了相應的立法規定,簡要進行了對文本的字面解釋。〔1〕而在積極回歸五四憲法的八二憲法中,這一制度的恢復也曾經一度被列入草案討論稿中,但卻很快就被新成立國家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所取代,這背后的理由卻也沒有得到充分展開。〔2〕無論是制度的建立還是轉型,似乎都被當作一個平淡無奇、理所當然的現象,除了一般性介紹之外沒有更進一步的研究。〔3〕 在五四憲法受到充分關注的背景下,對于五四憲法中所獨有的這一制度缺乏研究,這一現象本身就值得思考。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相應的歷史檔案公開極為有限,導致可供研究的資料缺乏;也可能是由于軍事問題常常包含太多例外與極端情形,被視為與憲政缺少相容的領域,因而難以納入研究視角。但事實上,雖然往往事關例外狀態的軍事與追求例行化的憲政確實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憲制的建立往往離不開軍事因素的推動,而且憲制的穩定與長期延續需要其自身有能力應對來自國家內外的各方面挑戰,當然也不能離開軍事方面這種最嚴峻的挑戰。因此,憲法中的軍事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制度所發揮的作用也是對憲法進行評價的一個重要角度。〔4〕因而本文試圖對于五四憲法中所設立的國防委員會這一獨特的制度展開研究,以求豐富對于五四憲法的理解與評價,并尋求對于今天的啟示。 由于法學視角下涉及國防委員會的材料較為缺乏,本文并不嘗試對于該制度進行緊扣歷史文本的規范性分析,而是放在憲政與軍事這一更為宏觀的理論背景下進行分析,更多地突出法理…

李晟:法官獎懲:制度的邏輯與定位

李晟

當前的司法改革進程中,司法責任制是改革的核心內容,而在司法責任制的建構中,法官的獎懲制度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法官懲戒制度與司法責任制之間的關聯,表現的更為直接與明顯,因而也在制度實踐與理論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關注。2015年9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1]當中,作出了這樣的規定:“人民法院監察部門經調查后,認為應當追究法官違法審判責任的,應當報請院長決定,并報送省(區、市)法官懲戒委員會審議。”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建立法官、檢察官懲戒制度的意見(試行)》[2],進一步規定了法官懲戒委員會的機構設立、工作職責與程序等具體內容。在各個地區的實踐中,還在進一步從范圍和形式上推進法官懲戒制度的發展,例如有追究國家賠償責任的個人責任這樣的制度設計。對此的理論研究,也指出了懲戒制度建構中目前所表現出來的問題,[3]對于法官責任的性質進行了系統梳理和比較,[4]從而在合理定位法官責任的基礎上建構相應制度。[5]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如果要進一步深入理解司法責任制,就要明確法官是基于在制度中的何種定位來承擔責任,也就不能將責任只定位在懲戒方面,而是要將“獎”與“懲”結合起來。因此,本文將首先側重于對法官獎勵制度的分析,同時以此為參照來理解法官懲戒制度,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對于法官獎懲的制度邏輯與定位進行理解,試圖通過這樣的分析,不僅理解法官獎懲制度應當如何建構,并且理解司法改革如何在當代中國的社會背景中推進。   科層制:法官獎勵制度的基本邏輯 較之于法官懲戒制度在司法改革中的不斷發展,法官的獎勵制度在我國司法體制中顯得更為穩定。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人事部共同印發的《人民法院獎勵暫行規定》[6]雖然名為“暫行”,并且人事部也已經在國務院機構改革中被撤并,而其所參照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也已經被2006年…

李晟:實踐視角下的社科法學:以法教義學為對照

李晟

  在近年來的中國法學中,社科法學研究日漸興起,產生了諸多引人關注的成果。與此同時,法教義學也持續產生著學術影響。最初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基于各自不同的學術旨趣和視角,所討論的問題域分離多于重合,相互之間并無太多互動。但是,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和法治實踐的推進,現實中生成的具有理論挑戰性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擺在了兩種學術研究進路面前,雙方的分歧也更明顯地凸顯出來。而有了分歧,也就有了針鋒相對的交鋒和追求各自更大學術影響力的競爭。競爭雖然在學術領域展現,但是又并不局限于學術領域。法學研究有著必然的實踐指向,需要回應并指引法治實踐。社科法學雖然強調學術性,但是并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仍然是為社會而學術。[1]法教義學也同樣如此,追求的不是概念游戲,而是通過完善法律的適用而促進社會的治理。[2]基于不同的學術范式,雙方可能會致力于在不同層面推進法治實踐,這構成競爭的實質,雙方都力圖通過學術的競爭而能夠以自己所期望的方式推進法治實踐。因此,本文主要從“對于法治實踐的回應與指引”這一角度看待社科法學。作為希望回答“什么是你的貢獻”的學術進路,社科法學不會在理論的空中樓閣中自說自話,而是立足于中國法律實踐做出回應。基于此,本文將通過認知法律實踐的基本立場、指引法律實踐的運作形式、承載法律實踐的法學教育與職業市場這三個方面,具體展開對實踐視角下的社科法學的描述,并在同法教義學的對照中使其更為明晰。   ??? 一、法律實踐的基本立場:“地方性知識”與“普世價值” 社科法學作為一個松散的學術共同體,吸納了許多支流,其并不是某種有意為之的學術規劃的結果,而是一系列隨機因素共同發生作用的產物。在豐富駁雜的社科法學支流中,興起最早也最為突出的是法律社會學。以“本土資源論”為代表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并帶動一系列主要圍繞鄉土社會中的法律與秩序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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