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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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道德性:現代法律職業倫理的困境

李學堯

你將永遠不能夠通過教授使壞人成為有好品德的人。???????? ?——柏拉圖   顯然,道德產生于一種他者的威脅,或者說,源于對他者的責任。現代社會紛繁復雜,道德場景的轉化是如此頻繁,相互之間的轉化是如此迅速,以及違背為他人承擔責任的后果是如此嚴重,人們不得不更加依賴于一種能夠外在化的行為指南。   ——鮑曼(ZygmuntBauman)   一、問題與思路   (一)問題意識 步入21世紀之后,法律人的職業倫理問題,與對司法改革的質疑聲交織在一起,成為中國社會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話題。繼2004年伴隨一系列“律師參與腐敗案”、“劉涌案”等事件引發的“律師整頓”運動之后,2008年、2009年又因一系列涉及從業面廣泛、級別高的“法律人腐敗窩案”,如“黃松有案”、“郭京毅案”等,以及一些具有爭議性的案件,比如“李莊案”、“彭宇案”、“許霆案”等案件而間接直接地觸發了執政黨、政府以及民眾對于司法改革方向、法學教育等方面的討論和反思。對此,法學界內部總是習慣于從政治體制安排,特別是憲政安排、權力制約等常識性途徑,批判性地討論和思考這些現象。這樣的思路對于中國特有問題的解決是很不足的。 (二)理論前提:日常道德與職業倫理的分離 引發爭議的中國法律人職業道德問題,它帶有強烈的雙線性,一是屬于純粹的生活道德問題,比如黃松有、郭京毅等人的貪污、受賄、生活作風腐化;另一是與大眾生活道德判斷或者感覺相沖突,或者即使遵循大眾的生活道德,也會出現多重的兩難性答案、其中夾雜著工作技巧的倫理問題,比如“劉涌案”中對于需不需要為壞人辯護、“彭宇案”中法官創造一種證據判斷標準需不需要考慮社會道德觀的反應、“房山法官脫下法袍案”中法官是否可以像常人一樣以道德理由斥責當事人,等等。對于這兩種現象的有效分類和分離,是我們在理論上正確把握中國當下法律職業倫理狀況,以及把脈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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