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新雨

17篇文章

呂新雨: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黨內路線斗爭與大饑荒的發生——第十一屆“開放時代”論壇發言

呂新雨

[摘要] 只有社會主義道路是努力通過工農聯盟的方式以克服工業化過程中的城鄉分裂,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最重要的性質就是工農聯盟,它是要把傳統的小農經濟通過合作、集體的方式與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過程聯動起來共同發展,其成敗得失需要在歷史的大背景下重新闡述。如此,我們才能重新反思為什么今天中國城市化過程變成對“普世道路”的想象與實踐,及其暴力的再發生?并警惕新一輪重新剝奪農民的開始。今天全球格局下資本主義造成的城鄉分裂,以及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南北問題和前殖民地問題都是新的“城鄉”關系的體現,布哈林曾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對此有精辟的分析。所以,我們需要重新理解和闡述工農聯盟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特別是在當今中國的語境下。

梁漱溟論革命黨與政黨

呂新雨

抗戰之后,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的鄉村建設運動失敗,他開始投入到組建第三政治勢力,斡旋國共合作的政治活動之中。期間,他對中國政黨問題連續發表了一些重要見解。概括起來,主要為兩點:一是政黨與中國社會的關系;二是革命黨與政黨的異同。這些,為我們今天理解中國的政黨政治提供了另類視野。    首先,他一貫堅持中國的政黨并不具有社會基礎,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的政黨無法建立在階級的基礎上,社會分野不明,在社會上沒有真實的根據,黨派分野也就無真據,在政治上沒有堅定的立場,“中國的黨派全不是真的黨派。說一句笑話,中國的黨派都不免是‘烏合之眾’”。政黨是在國家制度上給國民參政的機會,是根據階級、種族、宗教、職業、地域等不同,各自結黨,是建立在階級或者其他社會分野上的,這是普通的政黨。1946政治協商會議前后,媒體所討論的憲法修正案,是積極準備實行多黨制,“所謂結束一黨訓政,就是接著要過渡到普通政黨政治,也就是由一黨制過渡到多黨制”。但是,梁漱溟獨具眼光地指出,中國其實并不具有實現多黨制的條件。    “但普遍講來,一黨就是革命黨,而多黨就是普通政黨。普通政黨大概是承認現秩序,在現秩序下活動,依據現秩序而存在。革命黨則不然,是要推翻舊秩序,建造新秩序,目的在革命。真正的革命并非以某一黨為對象,而是在對社會秩序有新的變革。革命黨即負擔此項任務,是與普通政黨有別。”    為了要改造社會秩序,有時有實行一黨制的必要。假如一個黨要行一黨制,其目的必須在于建造新秩序,只有在這個目的下的一黨制,才能被承認。假如有人要問,中國目前實現多黨制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我可以斷然的、毫無懷疑的說:不是。今天不是一個普通政黨出現的時候。為什么?因為今天只是把推翻舊秩序的一面做得差不多了,而另一面則是一個革命黨尚未完成他的任務的時候。再者,今天是中國社會秩序的青黃不接的時候,饑荒的時代,缺乏社會秩序。老的秩序已被推翻,…

憲政的根基——抗戰前后梁漱溟的憲政思想與實踐

呂新雨

[摘要] 今天坊間和學術界的梁漱溟熱,鮮有討論他的憲政思想及其與鄉村建設的關系。其實抗戰前后,梁漱溟對憲政和政黨問題有大量論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顧。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的理論及其建筑于上的憲政思想,卻開辟了一個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歷史、革命和現實的新視野,那就是自下而上的鄉村建設才是憲政的前提,憲政是人民的運動,中國只有克服城鄉分裂、重建鄉村社會主體才能抵達憲政的根本。局限在"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框架下來談中國的民主憲政問題,是把中國的問題收縮為城市和中產階級的問題,這恰恰是城鄉斷裂的表征和后果。

鄉村危機與新鄉土主義 ——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城鄉關系

呂新雨

中國的城鄉關系或者“三農”問題需要在中國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歷史過程中去重新理解。   這個歷史視野包涵以下的基本判斷: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的社會結構在晚清開始改變,這是中國現代性的開啟,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傳統中國城鄉互哺關系的斷裂與對立。地方精英蛻變為杜贊奇所描述的營利性經紀人,“地方”和“國家”的概念產生變化,新的國家建設和地方軍事發展,使得賦稅日益沉重,所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革命的任務就是打倒軍閥土豪劣紳和打倒帝國主義,這是國共合作時期農民運動得以轟轟烈烈展開的基礎。這就是為什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還處于消極被動的中國農民,十年后卻在大革命時期大規模地成為革命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   在這個意義上,鄉村革命與中國現代政黨之間的關系需要重新理解。今天的流行觀點是1949年之后摧毀了傳統的鄉紳自治的社會結構,這一看法是違背基本歷史事實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來源于二十年代的國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傳統社會的崩解和失序,這就是為什么二十年代最具有動員力的口號是:“打倒土豪劣紳!”它表明了晚清以來鄉治危機與革命之間的互動關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30年代以梁漱溟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鄉村建設運動,力圖對逆轉的城鄉關系進行改造,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開始投入這個城鄉裂變的現代中國的大命運中。   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以“群眾路線”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現代政黨和中國社會最大多數人群的結合,完成了把晚清以來日益解體的鄉村社會整合成革命主體的功能,從而使得鄉村社會成為中國革命不竭的力量來源,實現了對外抵御帝國主義侵略、對內統一國家權力的歷史任務。1949年以后的民族國家建設中,工農聯盟被放在至高無上的重要的地位,并以此重建新的城鄉關系,這個關系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強制實現農業、農民、農村對城市、工業的支持,也以國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強制進行對農業、農民和農村的回饋,以“縮小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

“東方封建專制主義”與中、俄(蘇)二十世紀的革命與道路之辯

呂新雨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欄目從去年十一月開始,一直到今年一月底,連續六期連載秦暉先生批評楊震先生與我的文章,其中對我的批判尤甚。這里,我愿意響應秦文中的號召:從事實和邏輯出發,對其批評做必要的回應和辯駁。并不僅僅是因為秦先生批評我個人的調子很高,態度很嚴厲,更是因為這背后涉及一系列對歷史、理論與現實問題的理解,以及如何對待學術的態度,我們之間其實有著深刻而尖銳的分歧,這些都值得公開討論。      一, “關中模式”與列寧的“美國式道路”      秦暉先生在第一篇《有趣的“左右夾擊”》 1中首先指控我對于其著作《田園詩與交響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完全不涉及該書的主要內容:既不涉及‘關中模式’也不涉及‘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卻指責其‘隱瞞’了列寧‘土地國有化’言論”,是“深文周納的‘動機’分析”, 這不符合基本的事實。   本人發表于《讀書》2004年4期的書評《農民、鄉村社會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之路》,其副標題正是“評《田園詩與交響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 ”,也就是說是專門討論秦先生此本書的。但奇怪的是,先生六篇連載的批判文章,卻只字不提此文。而2010年《田園詩與交響曲》的再版序言中(該序言涉及批判我的內容基本重復第六篇文稿),對我的批判也(同樣)只是涉及《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這篇長文,好像上述書評并不存在。   《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并不直接涉及秦先生的“關中模式”,是因為另有話題,卻是以上述書評的批評為基礎的。如果要說把列寧的“美國式道路”與中國農民問題綁架在一起,始作俑者正是秦先生自己。秦文夸張地說該書“提及列寧的文字不過數百,就值得呂先生做了七萬字的大文章來駁斥,筆者受寵若驚自不待言” 2,但凡讀過此書的人都會知道:列寧的“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本身就是《田園詩與交響曲》的重要理論框架,第一章和最后一章…

欢乐生肖开奖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