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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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光、樊鵬:從醫改領導小組看中央體制中的部際協調

王紹光

《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封面及作者之一王紹光 在談到中國中央各部門關系時,不少學術研究和新聞媒體往往動輒指摘,并不惜使用“部門主義”、“山頭主義”等字樣來形容中國各“部”之間因分歧與不合作帶來的決策“協調難”問題。但人們往往忽略了對背后原因的追問: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協調難”?各“部”之間分歧的根源和性質到底是什么? 從最簡單的原因來看,像醫改這樣的領域,一般中央設定的決策目標高于任何一個職能部門,因此無論哪個部門的決策者對于整體的決策結構而言,都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都不可能占據全部信息,也沒有能力對所有信息進行分析,所以都只能在各自職能范圍內根據他們自己所理解問題的方式,給出他們認為正確的解決問題的選項。 這些不同認知造成的分歧和沖突幾乎無可避免,這也是為什么有時橫向之間的溝通、協調不能解決問題的根源,它可能造成決策久拖不決甚至政策夭折的局面。但除了因職能視角和知識結構產生的差異外,“協調難”的問題還必須從中國中央政府即國務院行政體制的特征來認識。 根據中國的政府制度,國務院嚴格按照專業領域劃分部門,每一個部代表一個縱向的業務管理系統,即“條條”(相對于由橫向之間的地方政府構成的“塊塊”)。在國務院層面,有“委”、“部”、“局”(“國家局”)三種機構設置規格。 其中,國務院組成部門中的“委”具有綜合性質,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以及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規格極高,但數量很少。在“部”與“局”之間,“部”的地位要高于“局”,前者為正部級規格,2013年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后國務院組成部門中共有25個正部級規格的部門(包含三個“委”),另外國務院直屬機構中有8個總局、總署也是正部級;后者副部級規格,俗稱“國家局”,共有20余個,其中包括國務院直屬機構和部委管理的國家局兩類,前者如國家旅游局、國家宗教事務局,后者如交通運輸部管理的國家民用航空…

王紹光:讀懂中國離不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

王紹光

[摘要] 按:京滬五位青年學者鄢一龍、白鋼、章永樂、歐樹軍、何建宇所著的《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后在社會各界和社交媒體上引發強烈關注和熱議。根據各種渠道的反饋,出乎意料的是,除了黨政干部對本書感興趣外,軍隊政工干部對本書評價很高,高校理工科的師生比文科師生反響更強烈,一些中學政治課老師也很喜歡本書,一些資本市場人士也對本書感興趣。本書究竟有什么出彩之處?請看王紹光教授為本書撰寫的序言。

王紹光:商業保險公司如何綁架美國醫改?

王紹光

醫療改革是各國政府普遍面臨的決策難題 我們的切入點是中國不久前進行的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從當今世界范圍來看,各國政府均面臨一些重大決策任務。但在諸多共同的改革領域中,醫療改革過程中的政策制定和決策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由于醫療制度的復雜性和特殊性,無論哪個國家的政府,幾乎都在這一問題上傷透了腦筋。同其他領域的決策相比,醫療領域的決策所涉及的政策面更寬,牽涉的利益更廣泛,背后的意識形態因素更復雜,對政策進行國家間比較、借鑒的要求更高,決策難度更大。從目前世界上一些國家醫療改革的歷史經驗來看,醫療領域改革過程中的政策制定和決策,普遍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困難和挑戰: 首先,醫療衛生領域的改革幾乎影響社會全體的利益,但通過何種途徑才能擴大醫療保障范圍,提高醫療服務質量,建立效率與公平相互協調且可持續性的醫療體系,沒有一個國家敢自稱找到了理想方案。 有研究表明,過去30年,世界上主要工業國家的醫療保健支出呈現普遍上升的趨勢,財政支出的壓力使各國政府都十分關切醫療體制的財力可持續問題,通過何種機制建立更加公正、有效、可持續的醫療體制,成為絕大多數工業國家決策者關心的問題。 然而醫療衛生領域的改革所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是多重信息不對稱問題,患者與醫生之間的信息分布不對稱,醫生與醫院管理者之間的信息分布不對稱,醫院與醫療行政部門之間的信息分布不對稱,醫療服務提供部門與醫療籌資部門(公共財政、社會保險、商業保險、個人出資)之間的信息分布不對稱。面對這一系列信息不對稱,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無異于緣木求魚。這些不對稱涉及醫療體制的方方面面與各個環節,包括醫療保障制度、醫療服務制度、醫療機構的管理、醫藥生產流通制度等。任何一個方面、任何一個環節的改革都并非易事。 這些不對稱又是動態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的,任何一個方面、任何一個環節的變動都可能觸動原有利益格局,形成新的利益格局。要找到途徑去矯正多重信息…

社會建設的方向:“公民社會”還是人民社會?

王紹光

[摘要] 本文對風行一時的公民社會理論提出批評,指出有關公民社會的種種說辭存在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名不正,言不順”;二是“名實不符”。文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名不正”問題,指出這個概念的本義不清,中文譯名更帶有嚴重的誤導性。“民間會社”也許是更準確的翻譯。第二部分討論“名實不符”問題,指出公民社會那些被吹得天花亂墜的神效未必存在,并逐一戳破了圍繞公民社會的種種神話,如同質的神話、圣潔的神話、獨立的神話、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神話、民主動力的神話。在批評公民社會理論的基礎上,文章的第三部分論證,公民社會不應是中國社會建設的方向,真正值得中國人追求的是構筑一個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的政治共同體——人民社會。

權力的代價與改革的路徑依賴

王紹光

《權利的代價:為什么自由依賴于稅收》(The Cost of Rights: 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ation. New York: Norton,1999),是兩位美國知名學者合著的一本小書。其中一位作者叫斯蒂芬·赫爾姆斯(Stephen Holmes),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他一直研究自由主義,并以為自由主義辯護為己任。[1]另一位叫卡斯·桑斯坦因(Cass Sunstein),在芝加哥大學同時擔任政治學與法學教授。桑斯坦因的專長是憲法學和法理學。[2]此書在美國引起巨大爭議。右派認為太“左”。如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3]研究員湯姆·帕爾默指責兩位作者“對個人自由和有限政府充滿了仇恨。”[4]另一位自由放任主義者甚至指控作者“希望建立警察國家”,并將此書稱為“二十世紀里對暴政最無恥的辯護之一”。[5]而左派雖然認為此書有可取之處,但覺得它分量不夠,甚至還有點保守主義的痕跡。[6]只有中間派似乎比較滿意。在他們看來,作者是不偏不倚,左右開弓,態度冷靜,立論持中。[7]對同一本書,居然出現截然不同的評論,這種情況并不多見。作者到底說了什么話竟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呢? 其實,作者的基本觀點用一句話就能概括:不管保護什么權利都必須依賴由公共財政支撐的警察、檢察、法院、監獄等政府機制,因此,權利是有代價的。[8]這就是書名及其副標題的由來:《權利的代價:為什么自由依賴于稅收》。也許有人會問,這么簡單的觀察也值得寫一本書來論證嗎?的確,權利有成本是個毋庸質疑的事實,沒有人會否認。但從這個毫無爭議性的觀察可以推演出幾條極具爭議性的論斷,這卻是多數人始料不及的。 推論一:所有的權利都是積極權利。將權利分為“消極權利”(negative rights)與“積極權利”(positive rights)已有了幾百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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