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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少石:電信詐騙是如何“組裝”的:對犯罪組織及其形成機理的考察

[摘要] 本文以真實案例作為經驗基礎,剖析電信詐騙犯罪的組織形態。任何一起電信詐騙,都可以視為三個相對獨立、卻又彼此協同的部分之合成:撥打詐騙電話、通訊流和資金流。但這三個部分的組織方式不盡相同:撥打詐騙電話與傳統的犯罪組織結構類似,屬于一種紀律型的組織形態,但是通訊流和資金流則表現出一種松散、開放、以客戶為名義連接在一起的組織屬性。之所以三者能夠合為一體,與互聯網高度相關,從中可以管窺互聯網對傳統犯罪的改造。

、涌現與電信詐騙

得益于互聯網技術的崛起和演化,社會正在經受系統性的改造。作為社會的陰暗面,犯罪,沒有置身事外。傳統犯罪的手法、組織形態在這股技術變革浪潮的波及下,也在更新迭代。與傳統犯罪相對比,新型犯罪已經顯露了不容小覷的社會危害性。

作為新型犯罪的一支,近十年來,電信詐騙可謂風頭搶盡。從發案數量上說,在重大暴力犯罪得到全面控制、傳統“盜搶騙”犯罪基本平穩的態勢下,電信詐騙的發案一度以每年20~30%的速度飆升。從一開始的纖芥之疾,逐步惡化,到2015年,占全國刑事案件立案總數的約15%,“直接左右著全國刑事案件發案走勢”,“直接關系著社會治安大局穩定”;而從經濟損失上說,根據公開的數據,2014年全國總共被騙107億元,到了2015年,這一數字被刷新為222億元。令人咋舌的是,貴州都勻“2015.12.20案”的單筆損失達到了1.17億元之巨。2016年8月又連續發生三起學生因電信詐騙猝死或自殺的事件更是把事態引向幾近失控的境地。可以說,電信詐騙已經觸碰了天怒人怨的底線,此時,國家必須重拳出擊。

解決問題意味著實踐,但是如果不對問題加以深入、細致的觀察,缺乏對問題的性質、結構、與周邊事物的關系、發展歷程、未來可能走勢的規律性把握,即使在執行上殺伐決斷,結果也不免差強人意。本著法理基于事理的方法論理念,本文對電信詐騙的研究是從犯罪現象本身切入,試圖回答一個看似不很起眼、但又是所有打防措施的基礎:電信詐騙究竟是何種形態的犯罪?

在介入正文之前,有必要闡明本文相比于既有的研究有何不同,以及在什么方面可能有所推進。長期以來,對電信詐騙的關注主要來自偵查學、犯罪學等學科。應該說,這些研究不管是從材料反映的真實性,還是從業務操作的針對性上講,對于涉足電信詐騙研究,都具有破題示范的作用。但又不可否認,受制于學術分工的限制,這類對策研究的視野較為單一、封閉。雖然它們展示、梳理了公安打擊電信詐騙在偵查業務上遭遇的諸多挑戰,但也基本停留于對現象的羅列階段,至于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現象,這樣的現象與社會整體之間有怎樣的內在關系,反映了何種社會規律,則較少關注,更缺乏系統性的理論思考,因此即使是從對策研究的角度看,給出的對策也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如果再從追求智識的角度來說,更是給人意興闌珊之感。

這種體現為研究在數量上片面堆砌,卻在知識貢獻上乏善可陳的狀態,是與電信詐騙犯罪愈演愈烈,亟需學界給出病理診斷的現狀不相般配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公安在打防電信詐騙問題上長期處在應激反應、低迷被動的狀態,本身也是我們對電信詐騙這一犯罪現象的研究不夠深刻的表現。

既然我們應對的是一種新型犯罪,那么對這種犯罪的認識也要有升級的必要。但是切不可以僅僅把它看做單純的學術創新。因為看問題角度一變,得出的思路結論也就跟著變,針對問題采取的對策也會隨之調整。考慮到在復雜社會背景下研究新型犯罪勢必對跨學科知識有更大的需求,專注于法律與社會現象之間錯綜復雜關系的法律社會學可以而且應當在這個問題上做出貢獻。

在我看來,要從社會內生的角度分析電信詐騙——推而廣之到網絡犯罪——一個來自復雜性理論的概念值得推敲:“涌現”(emergence)。什么是“涌現”呢?當一個特定環境中有足夠多的個體時,即使這些個體間只不過奉行著一些極簡的行為準則,但是最終合成的結果卻是一個超乎個體簡單加總的復雜結構和系統,這就好比螞蟻和蟻群。除了自然現象,這個主要用來分析有機體成長的思路還指向了互聯網和全球經濟。“涌現”意味著事物之間不全是線性的、決定論意義的關系,也可能是隨著互動頻次、范圍、深度上的推進,產生越來越多非線性的、出其不意的關系和后果,就像人們常說的“由小變大,由簡入繁”。但如果我們思考得再深入一層,這還不只是把生活常識提煉為一個學術概念那么簡單。由于認知對象和方式也是社會經濟環境建構的產物,我們之所以能夠感知到這些在大規模社會經濟層面發生的問題,本身也意味著社會協作方式、組織形態、技術條件等等方面正在發生著某種劇烈的改變,是因為首先有了這套社會實踐的非話語機制,“涌現”作為話語才得以成立。從這個角度來說,從“涌現”或者復雜性理論切入電信詐騙,這個視角的運用本身就包含了對問題及其所處社會背景的理解。

了解理論固然重要,至少意味著研究有了一定的方向,但是對于經驗研究為導向的法律社會學來說,這還不夠,它要力求讓理論從實踐中“長”出來,水乳交融。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只是空對空地拋出理論,而必須全面深入問題,匠心獨運地處理、架構、分析大量鮮活的第一手資料,無論是與當事人的訪談,還是調取卷宗,在事實分析的基礎上“推”出理論。而坦率地說,對事實的分析在既有的電信詐騙研究之中的也很少。不否認,那些研究者大多都有警察的職業背景,觸碰過相當多的案例,但是在他們的研究中,電信詐騙這個現象是以一個籠統的、無所謂結構的形式呈現的。如果僅僅歸納特征,這倒也不影響最后結論,但問題在于并不只有這一種研究的路數,之所以存在這種視角受限,理論瓶頸是一個方面,但是受制于理論瓶頸對事實的細節敏感不夠又是另一個方面。所以,對我而言,挑戰不僅僅或者主要不在于理論的刻意求新,而主要是并首先是能否打開犯罪的黑盒子,是后者在支撐、定義前者。

本文依托的材料主干是四川省Y市公安2012年、2016年偵破的兩例電信詐騙案。雖然是兩個獨立的案件,而且時隔五年,但這并不妨礙、其實恰好成全我們可以將其視為電信詐騙的生發與成熟兩個階段的縮影,進而從演化的角度對問題予以歷時性的重構。申言之,本文關心的不是某一種特定類型的詐騙手法——那是枚舉,而是將詐騙手法模式化,建構出電信詐騙犯罪模式的“理想型”,然后分析塑造這種模式的社會的結構性力量——這是論證。

得益于材料的詳實、細膩,使得本文可以盡其所能地掃描犯罪內部,從詐騙犯的視角復盤犯罪的流程與門道,揭示其中各個環節是如何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正是“涌現”的要義所在。本文將以犯罪組織內部結構的分工關系作為起點,逐步外推到與之互動的、在通訊和資金兩個板塊提供支持的其他關節,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全息、立體地展現電信詐騙犯罪,這是對本文線索和目標的交代。

二、電信詐騙的核心:紀律型組織

2012年4月中旬,家住Y市CP區的鄧樺榕收到一條關于辦理手機竊聽卡的短信,短信末尾還留下一個183的號碼。公安詢問筆錄是這么寫的:鄧樺榕在當地的一家運輸公司管理財務,因為發現前段時間公司賬目有出入,她想如果能辦一張與銀行綁定的手機號碼相同的手機卡,自己這邊就能悄悄掌握資金的去向。于是,4月22日,她撥通了那個號碼,接電話的是一個自稱小林的女子,在向鄧樺榕介紹了竊聽卡辦理流程后,鄧樺榕決定購買,雙方談妥的價格是1800元,小林承諾第二天把卡做好。

23日上午,小林打來電話,說竊聽卡已經做好,正在由一個叫做阿龍的人給鄧樺榕送來,小林讓鄧樺榕撥打一個182的電話與阿龍聯系。在鄧樺榕給阿龍打去電話后,這個叫阿龍的男人為了證明竊聽卡確實存在,說待會兒他會用這個被復制號碼的手機卡回撥電話,阿龍的電話很快打來,鄧樺榕手機的確顯示的是她想要復制的那個號碼。既然驗貨成功,根據約定,鄧樺榕向阿龍指定的銀行卡匯去1800元。

但是接下去發生的事情則讓鄧樺榕有些措手不及:阿龍說竊聽卡只能在一種特殊的手機上使用,鄧樺榕思前想后,最后還是按照阿龍的要求匯過去了19800元;又過了幾分鐘,阿龍說自己正在送貨的路上,但由于制作這種卡是違法生意,為了預防鄧樺榕通知公安,還需要交8萬元的“保證金”,鄧樺榕第三次匯款;阿龍的電話又一次打來,他說8萬是一個送貨員的“保證金”,他們一共來的是兩人,因此還差一筆8萬,鄧樺榕又照辦;阿龍第五個電話打來,他這次說之前16萬的“保證金”會通過他們的會計分文不差地退給鄧樺榕,但是在此之前,為了會計的安全起見,鄧樺榕還需要付一筆20萬的“保證金”,面對這樣的獅子大開口,鄧樺榕開始猶豫,阿龍在電話那邊威脅道如果不交這筆錢就把鄧樺榕制作竊聽卡的事告訴她想竊聽的人,畢竟鄧樺榕把要竊聽的人的手機號給了他們,被掐住七寸的鄧樺榕只好硬著頭皮再次轉賬。此時,她轉賬已經超過38萬。

“轉完錢后,那個阿龍又打電話來說保證金不夠,還需要60萬保證金。在我不同意后,另外一名自稱和阿龍準備給我送卡過來的男子便打電話過來威脅我,說他是黑社會的,是一個亡命徒,如果不把錢給他們匯過去,他就要來殺我。”(鄧樺榕,詢問筆錄)

這就是Y市“4.23電信詐騙案”的發案經過。幾天以后,這樣的劇情幾乎原封不動地又發生在廣東省河源市張冬彪的身上。七通電話,他陸陸續續給對方匯去了184800元。除了鄧樺榕和張冬彪,貴州、湖北、安徽、江蘇、浙江、遼寧等地也有人遭遇了這種像無底深淵一樣的竊聽卡騙局。不會有誰一開始想到,各地的匯款其實殊途同歸,最終在湖南省長沙市被一個叫做胡佳輝的人提現。對于胡佳輝而言,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背著書包穿梭于長沙的ATM之間,如果有時提現的資金太大,或是入賬的筆數太多,他一個人還忙不過來,需要他的小舅子賀健來幫忙,每次提現他們從中直接抽成3%。在電信詐騙的犯罪分工中,像胡佳輝、賀健這樣的角色有一個專有稱謂:車手,他們并不直接參與詐騙實施,只是聽命于犯罪的組織者,一旦有錢轉入,迅速取走。

所以自然我們會有疑問:誰是犯罪的組織者?那些打給鄧樺榕等人的電話又從何而來?這時讓我們把目光移向云南,在位于中緬邊境的瑞麗市,那里有一家云錦賓館,整個第五樓,六個房間,住著29個人,正是這群人撥響了發往全國的電話。在這29人中,夫妻關系的有十對,親兄弟姐妹關系的有六對,堂兄弟姐妹關系的更多,有八對,此外,還有姨甥三對,剩下的人,如果沒有血緣的,起碼也是同學關系,所有人當中除了兩個人是外地女婿,其余人無一例外都是湖南省雙峰縣人。下圖反映的是在瑞麗的這部分人的關系結構:

圖1 “4.23電信詐騙案”詐騙犯的人員關系結構圖

可以看出,這個犯罪團伙的組成基礎是基于血緣、親緣、地緣的熟人關系,因此盤根錯節,但是他們關系的濃度又不均衡,就局部來說,其實可以分為若干個并沒有直接兩兩相連、而是相對獨立的集群(clustering)。但是彭率、劉雨琦這對夫妻明顯是一個例外,他們是所有集群的交際,尤其是劉雨琦,她已經搭載了七條人際關系線,而由于彭率不在瑞麗常住,他身上的三條線實際上也為劉雨琦挪用,這等于劉雨琦的關系觸角可以延伸到每一個集群中的每一個人,而且也只有通過她作為樞紐,這些集群的關系才得以搭建,所以劉雨琦當之無愧是這個關系網絡的唯一的中心節點(hub),這個犯罪團伙的組織者、管理者就是她。

但是對于其他人來說,雖然從2011年開始就在瑞麗從事電信詐騙,而且同吃同住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但是每天幾乎就只在自己房間接打電話,與其他集群的人互動很少,因此相互間并不熟悉,甚至連名字都叫不全。但這不能僅僅用人情冷漠來解釋,因為不允許相互打聽,更不允許串門是劉雨琦立下的規矩,管理比較嚴格是這伙人的一個共識,除此以外,這里的規矩還包括:每天從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都要工作,沒有雙休日,不允許離開賓館,除非得到劉雨琦批準。它們看似簡單、無情,但實際上是一個電信詐騙犯罪團伙生存下去的內在需要和理性選擇。對于雙峰縣的這一伙人,電信詐騙意味著的是身家性命。由于追求打電話廣撒網的覆蓋面更大,因此如果只是零零星星幾個人必定成不了氣候,換言之,必須足夠數量的人聚到一起,開足馬力、一天不歇地對外打電話,才有更大的被害人基數,撞大運也才有更大可能。但是伴隨著人員的增加,犯罪團伙內部的管理問題就會越發凸顯,而且如果留在家鄉,看上去各方面關系更好協調,但“親則不遜”,熟人關系衍生的有人中途進進出出也為團伙的穩定埋下隱患,所以從避人耳目和對團伙加以更好控制的角度綜合考慮,在異地犯罪都更為合適。而之所以選擇瑞麗,除了國邊境這個特殊位置有助于逃離現場,另一個理由是開這家賓館的也是一個雙峰人。

但是不管怎樣,既然拉出去了將近30個人的隊伍,那他們基本的生活起居無一不需要劉雨琦操心——這些人在瑞麗是包吃包住的——但現在畢竟人生地不熟,為了避免節外生枝,劉雨琦勢必會限制他們的活動范圍與方式。這就是為什么在瑞麗的所有人都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屏蔽他們與外界的全部聯系,這既是一種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每天只需要心無旁騖地打電話推銷竊聽卡,其他事務全部于我如浮云,同時也是一種對注意力極致的管理與保護,相當于為這個犯罪團伙啟動了一種低能耗的靜默模式。此外,我們還要看到,這種近乎于人身拘禁的方式是以劉雨琦在整個犯罪團伙當中個人權威的存在為前提的,而這種全方位的管控又在無形中進一步強化了她的權威。

盡管不必要的環節被盡力排除,但并不必然意味著節約下來的注意力就一定能轉化到他們的詐騙“業務”上,因此還需要后續制度予以跟進。我們看到,在鄧樺榕被騙過程當中,她先后兩天分別接觸到一個扮演接單員的女性和一個自稱送貨員的男性,電信詐騙的分工模式在此就已經呼之欲出:“一線接單員/二線送貨員”。模式一旦確定下來,接下去就是由誰充當、如何充當這些角色的問題。在劉雨琦看來,由于介紹竊聽卡是全部騙術的起點,而女性相對機靈,有一定口才,所以她把除她以外的13個女性全部安排到接單員這個環節,每個人發五到六部手機專門用于接聽電話。接單員如果揣摩出客戶有購買的意向,就將客戶相關信息記下來交給劉雨琦,由劉雨琦決定是否安排接下去的送貨環節。還是回到鄧樺榕的經歷,阿龍對她的恐嚇其實流露出對送貨員這個角色的一個需求,即這個步驟一般由聲音足夠粗狠的男性負責。事實也是如此,送貨員一共有九人,都是男性。再有,從接單員到送貨員的配送分流也不是任意的,劉雨琦的辦法是“妻子接單,丈夫送貨”,一一對應,之所以如此仍然是恪守各個集群之間保持距離的原則。當然這種夫妻搭配也不絕對,畢竟男多女少,因此對于四個單身的男性,則是接單、送貨兩項工作一并承擔。我們將這些人在犯罪中的角色定義為“直接詐騙”,這是電信詐騙犯罪的核心組件。

作為一個專業型的電信詐騙犯罪團伙,盡管專注于詐騙,但不意味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實施詐騙,除了這些構成核心組件的人以外,犯罪團伙內部還有其他分工,圍繞并支撐著前者安全、順利、持續地運作,我們將他們定義為“輔助詐騙”。首先,留意一個事實:一開始并不是劉雨琦他們打出的電話,而是鄧樺榕這些受害者在收到一條短信后,主動聯系上了犯罪團伙。這些短信顯然與劉雨琦他們脫不了關系,是犯罪的組成部分,但這二者到底是什么關系?鄧樺榕等人能夠收到這些短信,前提之一在于詐騙犯掌握了他們的手機號碼,那么號碼從何而來?在犯罪團伙中,專門有一個人,吳風華,負責在網上購買手機號碼數據包。先選定城市,再以1000元對應100萬個號碼的標準下單,這樣的交易差不多三到四天就有一次。在電子郵箱查收這些號碼后,吳風華把這100萬個號碼拆分為3萬/個的小數據包。當一段時間,接單員感到打給自己的電話越來越少時,就會要求吳風華編輯好竊聽卡廣告,通過短信群發器投放一個包含3萬個手機號碼的小數據包——他們將這稱為“炸” ——“就是說,短信像?‘炸彈’一樣發給全國不同地方的很多客戶”(劉泳磊,訊問筆錄),“有時候一天發幾個,多的時候一天有十多個”(吳風華,訊問筆錄),這種不停的“炸”是他們確保每天都有潛在受害者打入電話的必要手段。

其次,對于作為作案工具的手機,有專人負責收回。對于一線接單員,如果接單成功,手機就要收回,否則還可以繼續使用;而對于二線送貨員,只要用了手機,就要一律收回。這條看上去有所差異的規則,其實內在道理是一致的:接單沒有成功的人,相當于只是做一次無關痛癢的竊聽卡咨詢服務,但是一旦成功,接單員的性質就發生改變,他和后續跟進的送貨員,不管最后騙得的金額大小,都會被受害者和公安以詐騙犯對待。為了避免這些接單員、送貨員處理不善,未能及時切斷聯系方式以至于暴露了團伙蹤跡,同時也是為了保證他們“工作”緊湊、連貫,劉雨琦安排李濱除了送貨,還要在詐騙得手的第一時間把手機收回,交到她那里,再由她區分不同的情形,或者暫時保管,或者直接銷毀。也是擔心出現紕漏,每晚所有人的手機都要上收,這也是由李濱負責。

第三,這些詐騙犯的“工資”是每月3000元的底薪,加上每次對詐騙所得的按比例提成(扣除車手的部分,接單員、送貨員的分配比例大致是50%和5%)。盡管只要有人詐騙成功,劉雨琦當天就要和他對賬,但是為了防止他們中途退出,劉雨琦又選擇了年終統一分贓的形式,因此賬目必須小心細致。而平時,如果這些人要用錢或者給家里寄錢,也可以從年底工資當中預支出來,顯然這又增加了記賬的復雜。以及不能忽略的,住在瑞麗的全部生活花銷都是在劉雨琦這里支取。所有這些林林總總費用的記錄,劉雨琦一個人處理起來顯得力不從心,所以和她同住一個房間的、彭率的堂妹彭東也分擔了一部分工作,相當于是會計。

第四,這樣一伙人從正常的社會關系中斷裂、漂移出去,這個過程已經表明或者決定了他們對社會環境的依存方式、程度與普通人是大有不同的。他們與外界只能形成、也只需要形成基于電信詐騙、與相對固定的人發展的網上交易關系,極為單調,而他們其他的生活方面基本是自給自足的,包括伙食,也是由劉雨琦安排的譚修榮等六人,兩人一組每天輪班地負責做飯。

圖2 “4.23電信詐騙案”詐騙團伙的組織、分工圖

借助對劉雨琦詐騙團伙這個標本的聚焦和解剖,我們看到,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它內部存在著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分工機制。從大的方面說,是分屬兩地的詐騙與取款,再深入到犯罪的主體,也即詐騙環節內部,又可以繼續分解為直接實施詐騙與對詐騙進行的輔助兩個部分,而更加細致的分工還可以在這兩個方面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直到落實到具體人的身上。這樣的分工安排滿足了讓犯罪團伙高效率地運作,以及在社會上“隱身”的兩個基本需求。

而能夠達成這一點,熟人關系的存在不可否認是一個有利因素,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看到的詐騙團伙大多是“夫妻店”、“兄弟連”、“姐妹坊”。但這充其量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實際上,在當中起主導性作用的就是像劉雨琦這種能動員、整合先天性社會關系資源向電信詐騙這條道路聚攏的人,并用紀律、制度加以管束,最后形成的是以她為塔尖、金字塔形狀的組織形式和權力結構。

因為有劉雨琦這種人物的存在,當地的社會生態已經被攪渾。在車手賀健的訊問筆錄中,警察問他是否知道什么是電信詐騙,他是這么回答的:“我只知道,我老家湖南婁底市雙峰縣,那里的人大多都在搞電信詐騙。在我們那里這是很普遍的,所以當初我小舅子胡佳輝搞這個,我覺得沒什么,才幫助他。”(賀健,訊問筆錄)。在另一份訊問材料當中,賀健交代他的妹妹、妹夫也在另一伙電信詐騙團伙當中。當年參與偵辦“4.23案”并到過雙峰的警察回憶,一個村子里至少一半的人在做電信詐騙。

雖然時過境遷,但劉雨琦團伙包含的這種形式的分工結構,直到今天,在與受害者直接發生聯系的電信詐騙團伙中也沒有實質性改變。但是我們必須敏銳地意識到,即使是在早期的電信詐騙中,諸如號碼數據包這類表面上與詐騙無關的隱性力量已經顯露出涌動的端倪,而事實上,正是因為這些力量的日益強健,才使近些年電信詐騙不斷變異、日趨復雜。如果我們把電信詐騙視為一個具有自我擴展能力的有機體,那么如今顯露它野蠻力量的已經從結構穩定的內部基核,讓位于令人眼花繚亂的外部器官。在下文中,我以2016年Y市公安偵辦的另一起電信詐騙案呈現電信詐騙的新樣態,并揭示與這一改變相伴生的組織與社會意義。

三、電信詐騙的輔翼:松散型組織

2016年的這個案子情況大致如下:2016年11月15日上午11時左右,家住LG區的胡瓊芳收到一條短信,內容提示胡瓊芳的農業銀行卡被扣1200元。與鄧樺榕經歷相仿,短信末尾也留下一個聯系號碼,但要注意細節的差異:這次留下的不是一個手機號碼,而是一個座機號碼,更重要的是,不是外地的座機號碼,正是Y市本地。

一頭霧水的胡瓊芳按照短信回撥電話過去,接電話的人告訴胡瓊芳,在她名下有一張辦理于Y市馬掌街24號農業銀行的十萬額度的信用卡,現在已經透支五萬。胡瓊芳一聽更加疑惑,馬上問對方應該怎么辦,對方給胡瓊芳一個電話號碼,讓她聯系公安局的一位陳姓警官。

電話撥通后,這位陳姓警官首先自報家門,不僅說出自己來自Y市公安局CP區分局,而且也告訴胡瓊芳他的警號——盡管這些信息要么唾手可得,要么隨意捏造,但在當時的情境下卻使胡瓊芳不斷加深對他的信任——在聽完胡瓊芳的敘述之后,“陳警官”一開始以確認賬戶是否是胡瓊芳本人使用為由,讓胡瓊芳在輸入一個銀行卡號后又輸一個所謂的驗證碼:“49989”(直到三天以后,胡瓊芳才反應過來這其實是她的第一筆轉款);爾后“陳警官”又說為了追回那筆被透支的五萬元,辦法只有一個:通過轉賬激活指定賬戶。也許確實是五萬元那件事綁架了胡瓊芳全部的注意力,在“陳警官”一步一步的指揮下,她將銀行存款41萬元一并取出,“我就和老公去附近工商銀行柜員機上一萬一萬地存,存到第13萬的時候,我老公就在旁邊說不對頭,可能被騙了。”(胡瓊芳,詢問筆錄)就這樣,胡瓊芳一共被詐騙18萬。

這伙詐騙胡瓊芳的人盤踞在福建省南安市的農村,從他們的組織結構來說,其實與上文中劉雨琦等人大同小異,家族式、等級分明、嚴密分工是共同的特點,所以不再重復。雖然如此,或正是如此,這個案子仍然有討論的必要,因為分析重點放在了從詐騙團伙當中功能逐漸剝離出來、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支撐系統,具體言之,要借助這個案子剖析通訊流、資金流這兩條電信詐騙的主動脈的形成與結構,在與“4.23案”比較中理解電信詐騙的進化。

)通訊流的形成

我們的分析從通訊流開始。電信詐騙之所以有別于傳統犯罪,首要特征在于詐騙犯與受害者之間的非接觸性,而要能實現這種非接觸,離不開現代通訊技術手段,那么這條從詐騙犯到受害者基于通訊聯系形成的線索,在偵查電信詐騙中被稱為通訊流。在“4.23案”中,詐騙犯用的是手機把話術“遞”給了受害者,在這個過程中,手機發揮的只是一般性的通訊工具用途,所以如果公安以手機為線索,順藤摸瓜,在技術上鎖定詐騙犯其實不是太難,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劉雨琦要集中保管或銷毀手機。但是在“11.15電信詐騙案”中,電話的角色變得不那么單純。

第一,胡瓊芳收到的詐騙短信發自一個171的手機號碼,但是詐騙犯顯然不會傻到真的用手機摁詐騙短信,事后查實用的也不是鄧樺榕案中的短信群發器,而是一個偽基站。相比于短信群發器,偽基站的厲害之處在于能把周圍正常基站屏蔽掉,形成一個以它為圓心,半徑2~3公里的扇面。手機一旦落入這個扇面,

偽基站就能抓取它們的IMSI、IMEI號,在不通過營運商、也不需要支付費用的前提下,排他性地強制發送事先編輯好的短信。盡管它的功能更加強大,但是由于輻射范圍是有限的,所以使用它的人必須自己不斷移動才能將更多手機“拉入”其中。這表明就在胡瓊芳收到短信的時間前后,有人正背著偽基站在Y市大街小巷游串,這種人被警察稱為“背包客”。背包客本人并沒有詐騙,但卻是詐騙的馬前卒。除了四川Y市,山東煙臺、河南焦作和鶴壁都發現了與南安這伙詐騙犯有關的其他背包客的足跡。

但是——這就引出第二點——對于胡瓊芳來說,偽基站的危害是隱性、遙遠的,而偽基站發出的這條短信,更確切地說是短信留下的Y市座機號碼,才是誘使她受騙的直接原因。既然是Y市座機號碼,按道理,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接電話的人勢必也在Y市,這不止是胡瓊芳的判斷,而幾乎是所有人面對同樣情境的本能反應。但既然是騙局,越是人們認為的理所當然,就越是詐騙犯處心積慮布置的陷阱,詐騙犯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說,他們誘使胡瓊芳撥了一個看上去只可能在Y市使用的號碼,但接聽電話的人卻身在外地。

這是天方夜譚嗎,還是利用了什么高深莫測的通訊技術?都不是,實際上只不過是通訊營運商的呼叫轉移業務。具體在“11.15案”之中,是中國電信的“一號通”。它的工作原理并不復雜,通俗地說:客戶首先花大致300元的價格辦一臺無線座機,同時拿到一張歸屬地為本地的座機卡,這張座機卡只能專機專用,插入無線座機里。這臺無線座機在日常使用中與一般座機無異,但是一旦插上這張座機卡,這臺電話就搖身一變,只要輸入“#57#”,后面再任意添加一個手機號——在本案中是一個南昌電信號碼——就可以呼叫轉移。也就是說,雖然被叫的是這個座機號,但接入通訊的卻可以是一臺手機,而使用手機就可以掙脫空間的限制。

這個原理一旦明確,我們就會得出兩個推論:第一,Y市座機號碼的出現,說明必定有人到過Y市辦“一號通”,因為Y市的業務是無法在異地的電信營業廳辦理的;但是第二,從降低成本與風險的角度考慮,這個人幾乎不可能是詐騙犯本人,但是這個人一定通過某個渠道與在南安的詐騙犯形成了上下游關聯。至此,我們通過犯罪在技術上的前期準備逐步摸到犯罪的組織脈絡,這既是一個思維上的沙盤推演,也是案件偵查的步驟過程,它顯然比五年前的“4.23案”迂回。今天電信詐騙犯罪中的通訊已經不僅僅是為了通訊,它本身就是騙局的一部分。但是,這條通訊流的完整形態究竟是怎樣的?讓我們進一步結合經驗材料。

這時,一個叫劉勇興的Y市人進入我們的視線,這個人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搞私人通訊業務”(劉勇興,訊問筆錄),比如:販賣手機靚號、出售和維修手機,以及幫人辦呼叫轉移業務。2016年7月,他的確在Y市辦過六個“一號通”,其中就包含了胡瓊芳撥打的那個號碼。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劉勇興與南安人之間并未發生任何直接的往來,那么這些“一號通”是如何從劉勇興手中流向詐騙犯的呢?“中間商”的環節不可缺少,又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一個名叫張再平的重慶人。

2013年,張再平就在淘寶網出售各種手機卡,后來她的網店被封,賣不了商品,于是轉而做起中間商生意。根據客戶的需求,她到網上去找批發手機卡的下線。手機卡的進價,170、171的卡20~30元/張,中國電信的卡100~200元/張,然后張再平再轉手賺取每張卡5~100元不等的差價。張再平說,她聯系密切的下線有幾十個,分布在全國各地。買賣手機卡這還算是規范的生意,但是找張再平的絕大多數人點名就是要“一號通”:“有些人是為了去貸款,就向貸款公司虛擬了一個自己的身份信息以及工作單位,然后就購買一張異地的座機卡留成公司的電話,當貸款公司打電話去核實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自己接這個電話來作假;還有一些就是公司的網站需要留座機號碼的,因為一般情況下大家都知道座機號碼會有公司地址,那么客戶就在我這里買一個異地的座機號碼作為公司座機,然后我再將這個座機號轉接到客戶手機上,客戶的目的,一是用座機號讓和他做生意的人放心,二是如果出事,也不會找到他們。”(張再平,訊問筆錄)而下線顯然嗅到了市場對“一號通”異常的需求,報價高得離譜,幾乎到了1000元/張的地步,張再平的差價自然也水漲船高,買那六張Y市的卡,她一共花了整整5000元,再按12000元的總價倒手給南安人,中間賺了7000元。

我們將整個通訊流進行復盤:南安的詐騙犯作為上線,在網上找到中間商張再平,指明需要Y市的“一號通”,并將事先準備好的南昌電信號發給張再平。張再平再聯系她的下線劉勇興,等到劉勇興將辦好的“一號通”寄回重慶,張再平再完成最后一步,即呼叫轉移。一個通訊線路,表面上是Y市的座機號碼,但綁定了一個南昌的手機號碼,而接聽電話的那個人卻在南安,就這樣天馬行空地搭建起來了。

這種搭建的成功,它折射的面向是豐富的,有本身的技術因素,但也有組織維度,而且技術因素必須通過組織維度才能得到實現。要看到,這時的組織形式明顯有別于傳統紀律型的組織框架,它表現出了一種零散、非目的、邊界模糊的性質,它成員的數量、范圍都不那么確定,甚至我們還可以再深究一層,這些人是“成員”嗎?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組織并非局中人事先圈定的,而是當結果發生以后,局外人向上倒推建構出來的,這就埋下一個理解上的悖論: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克萊·舍基一書名)。即便這不是一種顛覆,但也至少說明,“組織”、“集體行動”這些概念正在從一個具有解釋力的常量,變成一個有待解釋的變量。

)資金流的形成

這一組織邏輯在“11.15案”的資金流環節得到進一步的彰顯。所謂資金流,參照對通訊流的理解,指的是資金從受害者被騙到詐騙犯提現之間的在金融系統中流動的全部過程。以“4.23案”為例,瑞麗的詐騙犯一得手,長沙的胡佳輝、賀健馬上提現,資金流因此可以視作從受害者匯款地的銀行到長沙提款銀行這一段。由于“4.23案”的資金流只是在這兩地銀行之間進行周轉,直截了當,所以警察一旦偵查,必定鎖定長沙。但胡佳輝、賀健豈會坐以待斃?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他們也會反偵查,辦法就是提現時使用的是非本人辦理的銀行卡,用一個假身份達到迷惑警察的目的。雖然與今天相比,當年的這種手法實在是太過簡單、簡陋,但它已經勾勒了詐騙犯反偵查的實質,今天只不過在此基礎上深耕細作:最突出的表現是,詐騙犯手里的銀行卡數量越來越多,并且這些銀行卡涉及到的開戶地、開戶行越來越雜。雖說萬變不離其宗,但畢竟被騙資金的走向早已不像“4.23案”那樣明朗,“乾坤大挪移”更加沒有頭緒,這就是為什么如今電信詐騙辦案難度與幾年前相比不可以道里計的原因。于是,問題來了:這些天南海北的銀行卡到底是如何“跑”到詐騙犯這里的?

回到胡瓊芳的被騙,她那18萬資金首先進入兩個賬戶:第一筆的5萬進入位于合肥的郵政儲蓄銀行的一個開戶人叫做馬海冬的人的賬戶,第二筆的13萬進入同樣位于合肥的中國工商銀行的一個開戶人叫做高梅峰的人的賬戶。警察調取銀行的監控視頻以后,盯上了這兩個人,但是抓捕以后發現這兩個開戶人與詐騙沒有直接關系,然而他們一定是找到詐騙犯的切入口。但是警察萬萬想不到這場“尋寶圖之旅”如此曲折、漫長:接手馬海冬、高梅峰銀行卡的人名叫公董存,他仍然與詐騙沒有關系,警察只好硬著頭皮繼續往下追,又抓到公董存的上線,一個叫做李鑫坤的人,再度撲個空,直到抓住李鑫坤的上線,一個名叫王健豐的人,正是這個人把銀行卡寄到南安,警察這才搞清楚詐騙犯的老巢。

盡管銀行卡的來龍去脈勾勒出來了,但我們還有好奇:是怎樣的人際互動才塑造了這樣詭異的銀行卡走向?我們把鏡頭拉得再近一點,這一次從銀行卡供應鏈最頂端的王健豐自上而下梳理:王健豐,安徽淮北人,從2016年5月開始就一直失業,而且他還欠了銀行10多萬的貸款,為了找工作他加了很多QQ群,王健豐在這些群里經常看到一種貸款廣告,內容是:“黑白戶貸款,招中介或客戶,黑戶可包裝,走大額流水背債操作,100萬到客戶手上60萬,中介費返10萬,只需客戶提供一張指定銀行卡(開通U盾)并綁定手機號,以及身份證復印件,30~50天下款。”貸款心切的王健豐沒有想到,這個廣告只是騙銀行卡的幌子。但是,王健豐轉念一想,既然自己被騙了,為什么不如法炮制,以此騙別人呢?他試了一次,居然還真的收到了幾套銀行卡,更神奇的是,王健豐發現這些銀行卡是可以賣錢的:“當時我一直沒找到工作,我仔細算了下這個業務還是可以找到錢。”(王健豐,訊問筆錄)莫名其妙嘗到甜頭的王健豐越來越積極,生意也越做越開闊,“不斷有陌生的外地號碼主動打到我手機上,他們都說是朋友介紹找到我的,要買我手中的客戶銀行卡配套資料。……他們的口音都像廣東、福建那帶的。……好處費都是在200到400元不等。”(王健豐,訊問筆錄)而李鑫坤,王健豐的鄰居,悄悄地知道王健豐在做買賣客戶信息的事情,也是因為被缺錢逼急了,就主動找到王健豐搭伙,“王健豐答應每個完整的客戶資料給我250元,之后我就通過手機微信和QQ大量發布了貸款信息。”(李鑫坤,訊問筆錄)

山東臨沂的公董存就是眾多在網上收到信息并和他們接洽的人中的一員。李鑫坤告訴公董存,只要按他們的要求寄來開通網上銀行的銀行卡以及其他證件資料,就能貸到35萬。不僅如此,李鑫坤還答應公董存,只要他能發展到客戶,每新增一個他就有一筆5萬的傭金。所以一旦公董存相信通過寄銀行卡等資料就能貸款這件事,他就不知不覺地成為王健豐和李鑫坤一個無需成本的廣播站、一個自帶流量的銀行卡輸出端。為了拿到更多的傭金,公董存勢必要經手更多的客戶,他就會讓這個傭金邏輯以分成的形式挪到他的下一層,并鼓勵他的下層依葫蘆畫瓢再去拓展,“我對他們說,叫他們去發展客戶,每個人有1萬到2.5萬的傭金提成,他們也可以發展下線,提成他們自己定,我不管。”(公董存,訊問筆錄)這樣一來,一個具有自我繁衍、復制能力的銀行卡供應鏈末梢,同時也是一場龐氏騙局就此成型。而王健豐、李鑫坤不僅相當于甩手掌柜,而且經營著無本買賣,“從來沒有支付給中介或客戶任何錢……只有到最后他們一直拿不到放款才發覺被騙了。”(王健豐,訊問筆錄)

圖3 2016年8月、9月間,公董存兩次寄出銀行卡的情況

上圖展示的是2016年8月27日、9月22日,公董存兩次向李鑫坤的寄卡情況,胡瓊芳其中一筆被騙5萬元轉入的馬海冬的卡就在其中。除了這兩次,公董存還寄了四次;他一共寄出了75個人的銀行卡。作為公董存的上線,李鑫坤還收到來自河北、甘肅、山東等地其他下線發來的銀行卡。這個類似于百川到海的邏輯在王健豐那里又被繼續放大,使得王健豐有更多的“庫存”滿足全國各地的需要。對王健豐來說,南安這伙人只是他的一個買家,云南、廣東等地也有人和他聯系,而對于這些買銀行卡的人來說,王健豐也只是他們諸多賣家中的一員。基于銀行卡轉手,他們彼此之間建立了一點對多點的連接,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多點對多點的網狀關系。

圖4 “11.15電信詐騙案”中的銀行卡供應鏈一端

盡管資金流仍然是把“非核心業務”層層外包,但相比于前面的通訊流,它將外包的精髓又提升了一步,因為在這一過程中,波及的人數更多了,人員組成更復雜了,更遠離詐騙犯的控制了,表現出了眾包的特征。“11.15案”提供了一種眾包的方案,那就是以貸款為名義,騙到大量陌生人的銀行卡。雖然我們很難說得清楚這種方案在電信詐騙當中占有多大的份額,更難以斷言它是否主流,但重要的是,我們應當理解這一方案背后折射的眾包原則與電信詐騙的內在關系:和其他犯罪一樣,為了降低風險,電信詐騙犯也必須把不法所得洗干凈才行,至少也要使得警察查不清楚這筆錢的去向,所以詐騙犯必定對洗錢工具——最常見的就是銀行卡——有異乎尋常的需求。問題在于,他如何實現這一需求?在詐騙犯面前,難題有二:首先,他不可能親自去開銀行卡,其次,就算詐騙犯親自去開,也開不到數量如此之多的銀行卡。但是,為什么他要親自出馬,或者反過來思考,如果不是詐騙犯自己去開銀行卡,結果會如何?大量的銀行卡需求,如果可以從詐騙犯這里剝離出去,再不斷拆解,化整為零,詐騙犯自己辦卡的成本和風險就會分攤到大量陌生人身上,而對于后者,開一、兩張銀行卡,甚至更多,實在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在利益誘惑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反過來,又正是因為大量陌生人離散地去開銀行卡,從一開始就注定了這些銀行卡的開戶地與開戶行是多樣的、不確定的,然而對詐騙犯來說,銀行卡這種漫無章法又恰好與洗錢時模糊交易結構的需要不謀而合。

我們看到,是眾包讓閑置、裂碎的社會資源被動員并集中起來,而且它一箭雙雕:在降低犯罪風險的同時也提升了犯罪效率。盡管大多數時候,眾包是作為一種互聯網時代的商業模式被人們提及,但這并不妨礙當它拓展到犯罪領域上時也能大放異彩。我之蜜糖,彼之毒藥,在這種情況下,上門追查的警察就像闖入一個假面舞會,首先只可能抓到像馬海冬、高梅峰這些與詐騙毫無關系的人,詐騙犯趁機金蟬脫殼。模仿馬克思總結金銀與貨幣關系的一句話:眾包并非天然地服務于電信詐騙,但電信詐騙天然地會被打上眾包的烙印。

公安部副部長李偉將提供通訊線路、買賣銀行卡的環節與實施詐騙之間的關系用“相對獨立、互不相識、時分時合”加以描述,這些人的關系,李偉的定性是“客戶”,這顯然有別于傳統犯罪組織中的金字塔形態。隨著電信詐騙的“繁榮”,這種關系還會向其他環節遷移。除了上文里的兩種手段,第三方支付、POS機套現、開發網絡改號平臺、制作手機木馬程序、買賣公民個人信息也已經被電信詐騙染指。而所有的環節都可以繼續按照經濟分工的邏輯,不斷細化,從而派生出新的外包或眾包。形象地說,它們就像繚繞的煙霧,將打電話詐騙這一核心組件籠罩其中。

盡管這些周邊的資源、因素只是游離于合法與非法地帶,并不必然指向電信詐騙,但恰恰是這一點,才使得電信詐騙好比堆積木,是通過各個模塊之間的任意搭配、動態重組實現,它的手段、涉案人員、組織結構、地理分布、受害者隨之飄忽不定,即使是詐騙犯本人也說不清楚下一刻要調動的資源具體是什么。雖然人們常說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但重要的不在于事物本身,而是人們能否采取有效的行為對策。對于警察來說,由于電信詐騙這種沒有自性、隨形而化的特點,犯罪變得捉摸不定,偵查成本之高讓他們陷入困境。

四、互聯網對犯罪組織形態的改造

知己知彼,從來都是對策的前提。本文集中注意力在犯罪內部,過經過脈地剖析了兩個結構非常完整的電信詐騙案例,梳理各個環節的特點,揭示其運作機理。由于電信詐騙的出現和泛濫不是偶然、孤立的,因此理解這些現象的發生就不能脫離社會總體的條件約束,在清理內部細節的同時也要與外部其他方面連接起來,形成整體、宏觀的關照。

或許是由于電信詐騙這個概念本身的緣故,使人們容易造成一種認識上的盲點,僅僅抓住直接與受害者發生接觸的、類似于案例中鄧樺榕、胡瓊芳遭遇的打電話詐騙環節。但通過案例說明,那只是犯罪的終端產品,我們要意識到在它背后其實還隱藏著一套日趨壯大的生產系統,正是這明暗兩部分的共生、合作才成就一個完整的電信詐騙犯罪。而這兩部分從形態變遷的角度看,有所不同。大體而言,前者,借用凱文·凱利對傳統公司形式的概括:“緊密耦合的、被嚴格約束的機體”,內部的分工以及建立在這套分工機制之上的組織形式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但是后者卻相反,它的表現形式在于外包或者眾包,同樣來自凱文·凱利的話,就像他預言的公司未來形態那樣:“松散耦合、松散約束”。隨著時間的積累,后一種形態的勢能不斷壯大,形成灰色產業生態。風起水涌,詐騙犯身處其間,自然大魚皆出。而“詐騙紅利”又會反過來刺激灰色產業細分出更多的層次和領域,更多的人或明或暗地卷入這個生態當中。而驅動這一灰色產業生態的,除了人的貪婪,更在于技術,技術越是夯實迅速,就越能給詐騙犯提供更前沿、犀利的工具。一來一往,就像滾雪球,電信詐騙作為一個整體進入到共同進化的正反饋軌道。如果將電信詐騙視為網絡犯罪的一種范本,那么我們有必要調整對犯罪組織的舊有理解:它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老大、大哥、小弟這種科層化結構,而走向了與“在地化、即時生產、外包處理、臨時應因”的偏平化組織阡陌交錯的蛛網結構。

圖5 電信詐騙中撥打電話詐騙窩點、提供通訊環節、洗錢環節的關系結構圖

而之所以電信詐騙能夠以這種方式野蠻生長,我們不能忽視互聯網在其中扮演的舉足輕重作用。盡管只是在案例中間穿梭,卻不是點綴,如果沒有即時社交軟件的QQ和微信,詐騙犯孤掌難鳴。互聯網作為一個信息交流平臺,讓完全陌生的雙方在無需當面的情況下實現供需的精準匹配,大大降低了交易中的搜索成本,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4.23案”中,吳風華一直以為賣給他數據包的是廣東人,但其實是內蒙古人,“11.15案”中,公董存從來都稱呼他的上線是“劉君成”、“周磊”,結果他們真正的名字是“李鑫坤”、“王健豐”。因為不需要見面,只是以網上的虛擬身份示人,社交軟件的半匿名機制就可以遮蔽,乃至扭曲現實,即使是普通人,也完全可以在網上不同領域內自我創設多個相互之間沒有交集的虛擬身份,不同的虛擬身份對應著互不重疊的社交圈子和行為模式。指出這一點并不在于從道德的角度指責這些人——其實,未必只有這類人——兩面三刀,而只是想說,相比于傳統媒體,互聯網讓現代社會的精神分裂癥又一次加劇了。這些社交軟件的應用并不全是對現實生活中社交活動的一種鏡像復刻,它們可以不以現實生活的社交活動為基礎,也不必然促成線上的社交關系走向現實。現在問題的麻煩之處,也是深刻之處在于互聯網無中生有地開辟了一個對于局內人,可謂熱火朝天,但對于局外人,卻又靜水流深的平行時空。

從國家控制的角度來說,任何一個社會領域重大的事實如果掌握不清,底數不明,都會為國家治理埋下隱患,更何況現在是包括通訊、金融等多個系統由于業務管理上的跑冒滴漏導致的身份失實,在互聯網互聯互通的作用下放大成一個帶有跨系統性質的犯罪問題,公安機關難以查清是誰在犯罪,它暴露的是國家控制出現了權力的真空地帶。這時,問題已經不再僅僅指向犯罪自身的形式與演化了,它轉而拷問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能否適應新的社會形勢對財產安全保護的要求。

在這樣一個源于互聯網的推動而社會分工細化、交易費用降低、經濟效率倍增的總基調下,我們再看電信詐騙,無論是它的運作,還是它的泛濫,都顯得那么自然、必然。我們不妨想象這樣一個場景:當你的手機響起時,打給你電話的那個人是在南美洲的秘魯,很快,你被騙的資金就會進入一個臺灣人賬戶,然后層層分解到300多張銀行卡,最后有人在日本東京和中國東北幾個城市的ATM機上卷款而逃。這是一種何等的行云流水!我們也許還會感嘆這仿佛“快閃”(Flash?Mob)的行動里包含了一種別樣的美——如果這不是犯罪的話。比起亞當·斯密的扣針、倫納德·里德的鉛筆,這個故事顯然更挑戰人們基于小型社會的長期生活而產生的樸素想象力。沒有誰,也不可能有誰,即使是直接實施詐騙的人,有過對這一復雜局面管理、支配的經驗,發號施令更是無從談起,而且這個“復雜局面”是什么、自己在整個過程中究竟處在怎樣的位置,這些問題統統不清楚,讓人拍案叫絕的是,也不需要清楚。這些從未、也不可能謀面,或者即使謀面也互不相識的人,在沒有一紙合約的情況下,只是在網上以類似打招呼的形式就啟動并完成了他們的協作。每一個活躍在犯罪黑網上的節點只是根據它周圍局部信息采取微小的動作,但是經過一連串、環環相扣的長程協作,最終在聚合層面就會迸發出驚人的能量,這就回到文章一開始說的“涌現”。所以,電信詐騙并不只是發生于互聯網時代,而是發軔于互聯網時代,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將電信詐騙界定為“新型犯罪”的理由,它是時代變遷的新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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