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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樂:如何在二十一世紀閱讀康有為

《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是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章永樂的新著,作者從從康有為對于其生活時代的國際體系的解讀和回應切入,以全球史的眼光理解康有為的法政思想以及近代中國道路。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丁耘認為,該書從全球史的視野理解康有為思想與近代中國道路,意在解釋康有為何抓住了正確問題,卻拋出了錯誤方案。

國慶期間,章永樂通過電子郵件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關于康有為,章永樂認為,“要對康有為形成一個總體的把握,就有必要了解康有為是如何思考國際秩序并形成對時代潮流的判斷的。康有為即便在論述內政主張時,也經常以列國治法為參照,分析哪國的做法更接近“公理”,值得中國效法。因此,我們如果不理解他的世界圖景,也就很難全面理解他的內政主張。”

章永樂,浙江樂清人,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政治學博士,兼任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大學全球中國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員,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等,曾為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2014-1015年)。著有《舊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初版,2016年第二版)及《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近期研究重點關注國家建構與憲制變遷、帝國與國際法、政黨與代表制、法律倫理與政治倫理等議題。他的專著《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于2017年8月出版,引發學界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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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015年攝于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康有為貢獻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思想樣本”

澎湃新聞: 一直以來有關康有為的研究,或是聚焦于他作為激進的維新派的一面,或是重視他作為保守的保皇派的一面。而《萬國競爭》一書著重于考察康有為的“世界觀”,展現了康有為不為人知的一面。這是否可以代表康有為在你心中的形象?你是否認為這是他最有價值的一面?可以綜合評價你心中的康有為嗎?

梁啟超曾這樣評價康有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家,不如謂之理想者。”熟悉近代史的讀者知道康有為在政治實踐與為人處世上有不少缺陷:狂傲自負,行事固執己見,且好自我粉飾,不善于團結潛在的政治同盟力量,政策主張經常一廂情愿,還爆出過巧取豪奪文物的丑聞。?但是,即便將康有為作為“教育家”與“理想者”來看,他也配得上一個顯要的思想史地位。近代中國探討“內外”問題的思想者為數眾多,但借助經學話語建構起整全的理論體系,以系統解釋乃至預測五大洲各國“內外”關系變遷的,康有為堪稱第一人 ,也是最后一人。1840年以來,從魏源、龔自珍到廖平,士大夫中一直有重新解釋今文經學以適合新的內外關系,以保持孔子之道作為“萬世法”地位的努力,廖平《地球新義》甚至論證西方的殖民擴張是為孔教一統全球做準備,庶幾近于奧古斯丁對羅馬帝國與基督教關系的論述。但是,康有為真正地走了出去,足跡遍及五大洲四大洋,研究東西方列強今昔治法之得失,把握了維也納體系從最初的“大國協調”向后期“萬國競爭”的演變,進而思考如何超越列國時代,走向全球大同。與康有為相比,嚴復、梁啟超與楊度等立憲派著重研究維也納體系衰變之后的“萬國競爭”態勢,對之前與之后都缺乏較為詳細的論述,他們也放棄了從經學內部來回應新的內外關系。就此而言,康有為貢獻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思想樣本,無可替代。

 

我不敢說康有為的國際秩序思考是其思想中最有價值的一面,但如果我們要對康有為形成一個總體的把握,就有必要了解康有為是如何思考國際秩序并形成對時代潮流的判斷的。康有為即便在論述內政主張時,也經常以列國治法為參照,分析哪國的做法更接近“公理”,值得中國效法。因此,我們如果不理解他的世界圖景,也就很難全面理解他的內政主張。就康有為的內政主張而言,公眾心目中有兩個看起來很矛盾的康有為形象:早年的康有為是激進的維新派,晚年的康有為是保守的保皇派,仿佛短短十幾年,康有為越變越保守。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康有為自己的變化并不大,但是他站在一個迅速移動的舞臺上,于是很快從中心變成了邊緣。那么,我們就需要看清他所站立的這個移動的舞臺,思考他對這個移動的舞臺的理解和誤判。而這又要回到他對國際秩序的觀察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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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能否簡要介紹一下當代“康學”的主要方向與存在的問題?您認為《萬國競爭》這本書克服了哪些問題?

 

《萬國競爭》正文實際上并沒有對當代“康學”作系統的梳理和總結工作,但是丁耘教授在為拙著撰寫的序言里展開了這個工作,也對我的研究做出恰如其分的定位。按照丁耘教授的分析,當代“康學”中,首先有偏重于史料考訂和文獻編纂的進路,但此進路同時也自我設限,慎于對史料作進一步的思想闡釋。其次是重觀念闡釋的思想史/哲學史研究,但其中又有“對象式”與“基源式”兩種思路。“對象式”研究中,有較為老派的樸素的思想史個案研究,也有從整體史觀出發,將康有為作為歷史進程的一個環節來處理的進路,丁耘教授將汪暉與張廣生教授晚近的康有為研究作為“對象式”研究中兩種路向的綜合。兩位教授的研究對《萬國競爭》有重要啟發。

 

與“對象式”研究不同,“基源式”研究預設被詮釋者的語境與詮釋者語境的相似性,將被詮釋者的思想作為回應當下問題的資源。在?“基源式閱讀”的路徑上,曾亦、唐文明、干春松諸位先生走在我的前面,重視康有為對20世紀共和思想與實踐的批評,闡發康有為的君主立憲與儒教立國方案,作為回應當下政教問題的思想資源,從而樹立起康有為作為 “保守主義先知”的形象。但我的進路,是首先回到康有為提出的問題,而非其提供的答案。我的側重點是敘述和分析康有為對其生活的時代國際局勢的解讀與回應,這一研究展示出這樣一個康有為形象:他具有宏大而深刻的問題意識,通過改造經學來回應全球局勢的巨變,但一再誤判歷史的走向,尤其在一戰之后陷入惶惑的狀態。我的主張是,康有為的問題意識是十分深刻的,是我們在理解現代中國時難以忽略的,但他提供的答案,具有深刻的歷史局限性,值得我們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加以斟酌推敲。丁耘教授稱此為“問題化或再問題化的基源式閱讀”,我想這是一個很恰當的表述。

 

但我決非最早系統研究康有為海外游歷經驗的學者,首都師范大學的張翔教授比我先行一步,他發表的研究康有為“大同立教”與“郡縣制-封建制”思想的論文,對我的思考頗多啟發。我們對康有為思想的態度比較接近,重視康有為提出的問題,同時主張對他所提供的答案加以推敲。張翔教授的康有為研究專著應該很快也會出版,值得讀者期待。 我們的研究在側重點上的差異,不妨由讀者來總結和評論。

康有為的“縱橫家時刻”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提出,康有為作為經學家和政論家的身份廣為人知,若將他稱為縱橫家則是荒誕不經的,那您為何要用一章的篇幅去敘述康有為的“縱橫家時刻”?如何理解康有為的“縱橫家時刻”與他的思想演變之間的關聯?

 

從1895年到1900年,尤其是1898年與1900年這兩年,康有為就中國的外交政策密集立論,一些主張還得到了清廷的采納。在這幾年中,康有為先是目睹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繼而從“三國干涉還遼”中目睹維也納體系下“大國協調”的威力,但他同時又恐懼列強以“大國協調”瓜分中國,所以又試圖利用列強內部矛盾,以“均勢”來破解“協調”。1898年,他提出中美英日聯盟甚至“合邦”以牽制俄國與德國的主張,1900年,他致信李鴻章,主張在列強協調形成之前與各國分別簽訂條約,如不成,就拋出俄國已經占據的東三省以供列強爭奪。康有為以“均勢”來破解“協調”,原理上不無洞見,但是他對中國的實力估計過高,也缺乏職業外交官的訓練以及情報信息,因此經常會提出一廂情愿的主張。

 

《萬國競爭》既然已經明言康有為稱不上真正的縱橫家,但又將這個時期稱為康有為的“縱橫家時刻”,用意何在?這是要強調,康有為確實是將春秋戰國作為理解當代時勢的歷史鏡像,并且積極參與清廷的外交實踐,他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反復琢磨國際格局,區分敵人和朋友,這使得他對世界局勢的總體判斷不再是浮光掠影之論。而他后來為人熟知的一些傾向,在這一時期也已顯明。在列強環峙、內外交困的1898年,康有為居然已經在思考中英美日“四國合邦”了,此人是多么熱衷于思考區域一體化乃至全球大同啊!我在書里漏寫了一條史料,1899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荷蘭海牙召集過一次國際和平會議,包括中、俄、英、法、美、日在內的26國參與,這一消息也令康有為興奮不已。鑒于康有為自我粉飾的歷史記錄,我原來一直懷疑他關于自己很早就開始推演大同的宣稱,但看這段時間他在政治實踐中的思考,確鑿無疑的是,超越列國時代,一直是他的重要興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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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第一屆海牙國際和平大會

 

澎湃新聞:您在《萬國競爭》中提出,康有為對共和革命的抵觸,來源于維也納體系對他的影響,而維也納體系肇端于對法國大革命的恐懼。從這個角度看來,康有為對共和革命的抵觸似乎是含有偏見的。但正是在這一“偏見”的基礎上,您在書中也指出,他所提出的“不能共則不能和”的觀點,又是頗有先見之明的,在后世的政治變遷中得到了反復驗證。這似乎是存在矛盾的,對此您是否可以進一步闡明?“不能共則不能和”是否是康有為思想中的精髓?

 

康有為思想中包含了兩種對于共和的理解:一種是形式意義上,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消除世襲君主的統治;另外一種是實質意義上的,強調“共和”的核心在于“公”與“通”,而不在有君無君。辛亥革命之前,康有為與革命派對于“共和”的理解都以“無君”為基礎;但武昌起義爆發之后,南北都出現強烈的共和呼聲,康有為順勢改變話語策略,將“共和”的核心界定為國家“公有”,而國家“公有”的關鍵又在于開議會,至于君主存廢,并非判定國家“公有”的關鍵。由此,康有為把他的君主立憲主張包裝成“虛君共和”——當然,為此他不得不放棄德式的二元君主立憲制,改以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為典范。康有為論證,議會與責任內閣掌握實權已經滿足“國家公有”的要求,而一個居于虛位、不參與黨派斗爭的世襲君主,可以比選舉的總統更能凝聚權威,保存國家的良好風俗。但是,將君主立憲包裝成“虛君共和”的策略,在革命派那里并不奏效。在“虛君共和”話語策略屢屢遭遇挫敗的情況下,康有為自己的“共和”話語也就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紊亂:有時候他繼續以自己界定的實質標準來討論“共和”,淡化有君無君的問題,從而繼續將自己的君主立憲方案包裝成“共和”;有時候又將形式意義上的“共和”作為自己的攻擊對象。有時候甚至在一篇文章里會同時出現兩種意義的“共和”,如1917年的《共和平議》即如此,在其中有以“共和”為貶義的用法,也有以“共和”為褒義的用法。

《萬國競爭》之所以要研究“不能共則不能和”這個康有為1923年在西安系列演講中提出的表述,就是想說清楚康有為的實質標準和形式標準之間的關系。在1923年的這一系列演講中,康有為把“共和”兩個字拆開,“和”是政治追求的效果,要達到“和”,就必須有“共”,而“共”,在康有為那里是“公”與“通”兩個關鍵詞的合成。舉例來說,國家軍隊應當是公有的,服務于公共利益,而不應是私有的軍閥軍隊;要建設鐵路、電報來溝通全國各方,避免隔絕不通,要舉辦銀行來促進全國經濟流通。這些思考是對當時軍閥割據局面的直接回應,軍閥割據的本質就在于“私”與“不通”,因此違反“共和”的實質精神。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康有為其實是在強調國家基礎能力建設的重要性,而這種強調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中國今天搞高鐵、5G通信網絡、大數據、物聯網等等, 都可以被理解為以“共”促“和”的努力。 但是,康有為并沒有放棄對于君憲的執念,他又要論證,以“無君”為形式標準的“共和”政體,對于他所追求的實質意義上的“共和”是不利的,因為中國內部差異極大,“共”的東西很少,所以首先要考慮如何盡快讓這個國家“共”起來。康有為認為君主制有自身的優勢,第一是臣民效忠于一個具體的身體而非一個抽象的制度,非常易于理解,相比之下,抽象的制度需要代表(representation),圍繞代表權就很容易出現紛爭;第二是君主可以頒布多種榮典,無需顧慮“人人平等”的要求,這就有助于團結各種值得團結的政治勢力,打造一個政治統一戰線。康有為這些論述并不突兀,歐洲的君主立憲理論家也有類似論述,康對此或有借鑒。

 

但是,要在辛亥革命之后重建君主制,談何容易。最重要的問題是,誰來當君主?中國跟歐洲有個很大的不同是,我們的貴族傳統很早就衰弱了。“天命”轉移,關鍵不在血統,而在“德”,但覺得自己有“德”的人肯定比覺得自己血統純正的人更多。在中國古代,亭長、驛卒、落第秀才、和尚甚至乞丐都敢覬覦皇位,競爭圈子大的結果是,通向皇位的道路上充滿劇烈的政治與軍事斗爭。在這時候,審慎的野心家就會考慮貿然稱帝可能引發的反彈。在三國時期,曹操對北方的控制力這么強,也不敢廢漢自立。袁世凱是魯莽的野心家,在還沒有獲得北洋集團內部共識的情況下就貿然稱帝,引起了北洋集團內外激烈的反應。在袁世凱死后,中國在軍閥割據中越陷越深。在這時候,不要說稱帝,就是以共和的名義去“削藩”,推動中國的實質統一,都會引起地方實力派的強力反彈。

 

康有為對時局的復雜性并非沒有考慮,他在1917年給張勛提過兩點建議,第一國號要稱“中華帝國”而非“大清”,第二是要請北洋元老徐世昌來當內閣總理大臣。第一個建議是要避免漢民族主義情緒的反彈,第二個建議是溥儀不過是個“虛君”而已,新政府將保障北洋勢力的既得利益。但是張勛沒有采納康有為的意見,迅速被北洋勢力鎮壓。我們可以問的是,即便張勛聽從康有為的意見,北洋地方實力派就會支持溥儀復位嗎?康有為可能還是低估了漢民族主義的影響力,低估了這個連亭長、驛卒、落第秀才甚至乞丐都敢覬覦皇位的國度里政治斗爭可能達到的烈度。再退一步,即便出現了溥儀做“虛君”、北洋掌實權的局面,那也只是個脆弱的上層結構,軍閥割據、基層土豪劣紳橫行的局面,是否有破解之法??脫離底層的碎片化現狀來做“頂層設計”,是很難行得通的。所以我強調,如果從“不能共則不能和”中剔除康有為對君主制的執念,這就是一個深刻的、值得今人“接著講”的理論命題,也是康有為對于中國本土的共和理論傳統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盡管是一個比較意外的貢獻。

 

維新派標桿人物,思想影響廣泛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簡略地談到了康有為和梁啟超之間的互動與思想的關聯,能否進一步闡述他們思想的異同?康有為還對哪些近代思想家與政治家產生過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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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關系是一樁復雜的學術公案,這里或許只能總結一些我的研究涉及到的側面。梁是康的學生,受過康有為經學解釋的陶冶,長期在康領導下工作,長于汲取外國新知,行文大氣磅礴,不斷引領知識潮流,對康有為的國際知識有反哺之功,但在流亡之前已對乃師“托古”有所保留,流亡之后更是逸出康有為設定的今文經學框架,對康有為思想上描繪“大同”、卻在行動上阻止門人積極追求“大同”更有不同意見。梁一生政治立場多變,與康之執著(或執拗)形成鮮明對比,師徒二人分分合合,梁比康更鮮明地更認同國家而非王朝,在民國建立之后即不再尋求重建君主制,反對袁世凱復辟,并在丁巳復辟問題上與乃師最終決裂。梁逸出今文經學框架后,受民族主義思想熏陶程度遠深于康,在世紀之交一度鼓吹“反滿”,并呼應歐榘甲分省自立之論,受到康有為嚴厲斥責。在20世紀初旅美之后,梁啟超意識到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競爭的殘酷性,從而回歸康有為加強中國內部整合以應對“外競”的方向,主張以國立族的“大民族主義”,反對以族立國的“小民族主義”,但始終沒有回到康的今文經學框架。梁重視歐洲的民族獨立和統一運動,關心菲律賓革命與布爾戰爭等殖民地的反抗事件。相比之下,康有為在今文經學視野里,更重視“國”而非“族”,同樣是德國的統一,在梁看來是民族主義事件,在康看來是大國整合小國、推進區域一體化的典范,康對殖民地反抗宗主國的民族革命也缺乏梁啟超的關注熱情,蓋因其“三世說”內嵌文明等級觀念,認為諸多被殖民族群文明程度低下,殖民帝國的擴張成就或可直接為未來的“破國界”奠定基礎。梁啟超從建構民族國家的需要來重審中國的文明遺產,提倡適應民族國家的知識形態,恰應20世紀中國國家建設之需,聲名日隆;但康有為將民族國家作為階段性的歷史現象,進一步思考了“超越民族國家”的問題,隨著中國逐漸擺脫“救亡”焦慮,在國際體系中獲得更顯著地位,康對于前民族國家與后民族國家政治形態的思考,恰有可能獲得更大的關注。

 

康有為是維新派標桿人物,思想影響廣泛。“戊戌六君子”中,康廣仁是康有為的同母兄弟,譚嗣同自認是康有為的“私淑弟子”,林旭是康的正式弟子;1900年領導自立軍起義失敗就義的唐才常在日本向康有為行過拜師禮。康門弟子陳煥章以《孔門理財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并發起組織孔教會,在民初有比較大的影響。但也有一些弟子最終擺脫康的影響,甚至加入對立陣營。梁啟超出身康門下,但最終在輿論界獲得“康梁”并稱的待遇,師徒在1917年圍繞丁巳復辟而決裂;歐榘甲寫《新廣東》提倡分省自立,又主張孫、康合作,遭到康有為嚴厲斥責,師徒最終分道揚鑣;馬君武是康有為萬木草堂時期的弟子,但后來加入同盟會,譯介過《共產黨宣言》部分內容,參與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從康黨走向革命黨,路途并不遙遠。

 

毛澤東早年深受康有為影響。毛澤東十八歲(1911年)時曾發表政見,提議由康有為擔任國務總理。1915年6月《致湘生信》中還推薦康梁二人為自修典范。但到了1917年,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長信中批評康有為的主張雖然看似“略有本源”,但細讀卻發現“徒為華言炫聽,并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毛澤東主張解決“大本大源”的問題,通過改變“天下之心”而改造“天下之事”。在1949年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又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大同的路。” 不過,“大同”與“小康”這兩個源于《禮記》的關鍵詞,卻在共產黨人的話語中保留了下來,而康有為可謂共產黨人最為熟悉的近代闡釋者。在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中,《大同書》被陳列在相當顯著的位置。

康有為對德國推崇備至

澎湃新聞:我在閱讀《萬國競爭》一書中感覺到,與其說維也納體系對康有為的影響很大,不如說德國對他的震撼更大。您在書中似乎也更強調德國一個國家對康有為思想的影響,能否進一步解釋?

 

《萬國競爭》的副標題并不是“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而是“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衰變” 這兩個字不是隨便加的,德國的震撼正是與“衰變”這兩個字關聯在一起。怎么理解這個“衰變”呢?維也納體系剛建立時,這個體系的霸權是由英國與俄國分享的,這兩個國家在歐洲大陸兩翼,歐洲大陸上的國家多少還有點騰挪空間,但德國從中歐崛起之后,對東西兩方面都形成擠壓,引發許多國家的生存焦慮,“大國協調”日益變成“萬國競爭”。沒有這種焦慮,也就不會有二十世紀初英、法、俄三國協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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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對德國推崇備至,當然跟德國在20世紀初國勢的進一步上揚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在當時的語境下,康有為還有一個不同于之前旅德士大夫的旨趣:他領導的保皇會正在與革命派進行激烈論戰,需要證明在當下的歷史階段中,君主立憲優于共和,落實到其歐洲游記的寫作上,就要從君主立憲國比共和國更為繁榮的事實,反推君主立憲國道路更為優越。德國給他提供了最理想的例子:普魯士君權很強,卻打敗了共和制的法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宣布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成立,經過三十多年發展,德國人口與各項經濟指標對法國呈現碾壓之勢,這樣一個強烈的對比,不正說明共和沒有前途么?同時,德國是一個“趕超型”國家,崛起于歐洲大陸“百戰沖要之地”,對康有為來說,盡管德國與英國都擁有世襲君主,但德國的經驗比英國更容易模仿。

 

德國不僅是康有為在論戰中最佳的治理典范,它甚至影響到了康有為歷史哲學的表述。康有為在《大同書》論述如何破除國界,在升平世階段,需要從建立區域公會議,到建立區域公政府,而德國的統一進程,在康有為看來堪稱典范。德國實行兩院制,上議院中普魯士一個邦就掌握了17票,而第二大邦巴伐利亞只有6票,更不用說其他更小的邦了;與此同時,各邦王侯們的爵位與禮儀仍然得到了較為完整的保存,權力雖然削減,但還保留了面子。在康有為看來,這樣一種聯邦制,有助于大國整合周邊國家,推進區域一體化,甚至比中國三代“造新公國”的經驗都更具有可推廣性。考慮到當時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是君主國,德式聯邦制也會比美式聯邦制更有助于統合其他君主國,因為美國憲制無法接受君主與貴族的爵位與禮儀。?當然,隨著區域一體化的繼續推進,世襲君主最后還是要被民選長官所取代,德國經驗將在此完成自身的歷史使命。

 

對康有為來說,如果君主制國家引領的“區域一體化”是晚近的歷史潮流,那么中國當然應當順勢而為,應當推動君權的現代化,而非廢除君權;應當加強中國的內部整合,反對民族分離主義。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可能在亞洲的區域一體化中獲得整合者的地位。而革命派的反滿與共和主張,在他看來就可能會破壞這個事業。 但他萬萬沒有料到,一戰之后,很多事情好像反過來了。康有為傾注了如此多理論關懷的德國,最后成為其理論軟肋所在。《萬國競爭》正是從這個軟肋入手,闡述康有為思想的歷史局限性。

 

澎湃新聞:康有為對于“國競”邏輯的推崇,以及積極復制別國經驗的想法與行為,在中國近代史上并不少見。近代的思想者很多都是為了救國而學習西方,但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在您看來,康有為的失敗與他們是否有共通之處?而康有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對西學不符實際的照搬嗎?

 

我理解這個問題的核心是知行關系。中國近代經歷了一個從政治改革到政治革命,再到社會革命的遞進過程,每一個階段都有對西方的學習和借鑒,也都產生了許多失敗者,他們失敗的原因很難一概而論,但我們可以從知行關系角度做一些探討。康有為向來以先知先覺者自居,但其主張確實存在不接地氣、罔顧政治情境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恐怕還不是“照搬西學”。舉個例子來說,嚴復在1916年致熊純如的一封書信中曾激烈批評康梁:“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嚴復提出的核心問題就是,本來光緒是有機會熬死慈禧,重新親政的,但康梁在海外不斷攻擊慈禧太后,引發慈禧極大警覺,最后光緒在慈禧前一天死了,清廷也就失去了在光緒領導之下繼續推進維新變法的可能性。嚴復的質疑是有道理的。康梁在海外打著光緒的旗號拼命攻擊慈禧,顯然不利于光緒復位。如果真要讓光緒順利復位,合乎邏輯的做法是宣揚光緒是多么孝敬慈禧,讓老佛爺放松警惕。康有為反其道而行之,既害了光緒,也限制了自己影響慈禧改革決策的可能性(盡管梁啟超通過為清廷出洋大臣“代筆”的方式獲得了影響“新政”的途徑)。而不與恰當的執行者相結合,康有為給中國開再多的藥方,也都無法變成改革的行動。

 

民國建立之后,政壇混亂,民生凋敝,康認為這是君主制崩潰之后帶來的問題,力圖重建君主制。這是當時許多人的共同判斷,康有為有這個想法也并沒有什么奇怪的。但在一戰結束之后,中國兩次重建君主制的嘗試早已失敗,國際上君主制也不再是主流,康有為仍然奔走于各路軍閥之間,希望軍閥能支持他擁溥儀復辟,這就確屬誤判形勢了。當時軍閥已經形成“均勢”,一派軍閥如果表現出強烈的統一全國的意圖,就會受到其他軍閥的強力反擊,至于打出君主的旗號,更是給自己多找一個挨打的理由,比三國時的袁術好不了多少。退一萬步說,即便有人對君主制感興趣,也必須考慮漢民族主義情緒,擁立溥儀顯然不是好的選項。強調認清形勢,不等于必須要附和主流——思想史一再證明,反潮流者也完全可以對歷史與國家作出獨特的貢獻,但看清形勢至少可以少做很多無用功。

 

康有為重新解釋“三世說”,強調治法重在“適時宜民”,但他的史學功底顯然遠不如經學功底,其對“變”與“通”的強調,還是原則性強,實操性弱。在閱讀康有為時,我能感覺到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對于制度模式的癡迷,仿佛只要把制度模式搞對了,國勢逆轉就是自然而然之事。德國在20世紀初國勢上揚,他就斷定這是德國制度模式正確的結果;英國、法國看起來走下坡路了,他就認為它們的制度模式過時了。他不具備的,也許是一種自下而上、動態把握政治關系的視野與方法。在前工業化的中國社會里,國家官僚機器和軍隊基本上是組織化程度最高的制度,但當官僚與軍事制度出現衰變乃至碎片化,欲重新打造政治權威,就不能不立足于社會,全面考察特定的歷史情境下有多少個可能被動員起來投入政治的群體,每個群體有什么利益和訴求,相互之間有什么關系,從而進一步思考如何圍繞自己的政治目標,打造并擴大政治統一戰線,團結多數力量,從而孤立和削弱持相反主張的勢力,贏得并鞏固領導權。但即便是在國家官僚機器和軍隊運作正常時,這樣的視角對于提升國家制度的效能也十分重要。這種動態的視野與方法的典范文本,是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本人也不是什么“先知”,而是在革命的實踐中不斷自我調整。革命者一開始有種種源于中學或西學的教條都很正常,但只要足夠清醒,就能夠在實踐中調整自己的認識,形成新的形勢判斷與理論主張。不過,上述政治分析方法本身也是19世紀以來社會科學發展的成果,對于康有為這代人來說并非固有知識,即便是比康有為更重視底層動員的孫文,在知行關系上也具有很強的“自上而下”的傾向,主張“知難行易”,強調由“先知先覺者”來做頂層設計,然而在一個變遷社會中自下而上重建權威的實踐,會不斷給“先知先覺者”們帶來挫敗。因而,獲得一種接地氣的、真正體現“變”與“通”之精神的認識方法,殊為重要。

康有為思想對當下世界的借鑒意義

澎湃新聞:這是一個變動、轉型甚至分裂的時代,康有為的思想對于當下世界的借鑒意義又有多大?

 

我們正處在一個青黃不接的時候,冷戰之后的美國單極霸權體系正在走向衰落,但新的國際體系還沒有成型。19世紀的國際體系無法克服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無法克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于是“大國協調”破裂,被各國統治者聯手壓抑住的反抗勢力噴薄而出,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爆發民族主義革命,一些國家還爆發了社會主義革命。從現在來看,20世紀民族主義革命的諸多成果得到了鞏固,今日大量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就是明證;但全球的社會主義運動遭到了重大挫折,于是出現了19世紀遺產的回歸,但是,19世紀資本主義從未克服的發展不平衡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也一并回歸,而且因為金融資本的升級而變本加厲。冷戰之后,是美國的單極霸權在國際上起到19世紀“大國協調”的作用,抑制住全球各種反抗力量,但到了今天,美國“去工業化”嚴重,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負擔太重,一邊削減美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一邊抓住既有的特權牢牢不放,這就讓美國的霸權變得日益脆弱。

 

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刻來談康有為呢?康有為提出了超越列國時代、推進區域一體化和全球一體化這個議題,這在“救亡”?焦慮深重的時代看起來像是天方夜譚。但今日中國已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經濟大國,擁有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門類最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即便僅僅從經濟上考慮,中國也已經具有推進區域一體化的強烈需求。但是,康有為設想的區域一體化路徑,是像普魯士統一德國一樣,依靠區域霸權國家的鐵血政策與制度建設,將周邊國家合并進來,這個思路在一戰中就遭到了重大挫折。而毛澤東提出的是自下而上的 “民眾的聯合”?的視角,各民族先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之下解放出來,再在平等的基礎上聯合起來。20世紀革命在民族解放方面有非常扎實的推進,但就如何推進國際聯合,毛澤東貢獻了一個“自下而上”的視角,并沒有提供清晰的路線圖。

 

《萬國競爭》更沒有能力提什么路線圖,只有一個粗淺的方向性的主張:在思考區域一體化問題的時候,需要將康有為“自上而下”的視角與毛澤東“自下而上”的視角結合起來,而這也意味著,要通盤考慮、綜合繼承19世紀與20世紀的歷史遺產。在今天,美國作為跨國資本保護人的角色在弱化,全球化資本迫切需要重建某種19世紀式的“大國協調”。這時候,中國是不是要急急忙忙地沖上去,挑起美國撂下的擔子呢? 一種可能的結果是,中國沖上去之后,好處沒有撈著,反而會招來許多原來針對美國的炮火。畢竟,我們不能低估一個舊體系衰落之時可能釋放出來的種種不可控的因素。中國是從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走過來的,在復興過程中得到了許多被壓迫民族與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和幫助,目前仍然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過去近三十年中,中國從美國單極霸權體系中獲得了一些利益,但也受到這個體系嚴重的限制。中國有必要繼續做一個國際體系的改革者,推動更為公正、更有利于和平與發展的國際規則的制定,在促進自己進一步發展的同時,也為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擴大上升空間,從而為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贏得更寬廣的群眾基礎。

澎湃新聞:您在全書最后寫道“如果沒有一種包含了差異的姿態,我們可能只是回到過去,而無法抵達未來”。您認為面對當今的世界形勢,我們需要“包含的差異”有哪些?

 

“基源性”閱讀的前提預設是,不同時代的歷史情境可以有某種相似性,因此前人的思考才成為對今人有用的資源。但是,盡管許多歷史現象看起來會重復出現,每次重復都不會是完全的自我復制,而總是包含著一些差異。還是以當代世界為例,在20世紀革命落幕之后,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漫長的19世紀。但是,20世紀革命留下的遺產并不會被一筆勾銷。19世紀歐洲列強稱霸全球,當下則是非西方國家蓬勃興起;19世紀的“市場自由”“貿易自由”觀念,在今天受到了20世紀推進的勞工權利和婦女權利的一定約束。對中國而言, 20世紀革命中打造出的國家政權與19世紀歐美列強的主流政治方案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緊張;更不用說,我們現在面臨著21世紀的新技術發展帶來的種種挑戰。考慮到這種差異,如果要“回到康有為”,首先需要回到康有為提出的問題,而非康有為提供的答案。

 

舉例來說,康有為借助“三世說”思考的區域一體化問題,是具有當下現實性的重大問題,但他提供的路線圖過于注重“自上而下”的視角,忽略“自下而上”的視角,這就需要我們借助20世紀的歷史經驗來加以補正。而在康有為思考的君憲、孔教等其他問題上,今日中國面對的已經不再是“保國、保種”的焦慮,而文教的改進,也需要結合 20世紀革命產生的“新傳統”與全球局勢的未來演變,加以通盤考慮。康有為是個放眼全球的思想者,當我們接著思考康有為提出的一系列問題時,不能關起門來搞反思,而必須考慮全球格局的當代演變。這是《萬國競爭》指向未來的主張,希望本書的嘗試,能夠引發更多朋友共同思考這些重大問題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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